,房租漲價也有限額的比例,所以有些地區的房主,弄到焦頭爛額,無法維持,只好棄屋而逃。我們對那兩戶原先的房客,雖然請了律師寫了存證信函,也是毫無辦法。總算佛菩薩保佑,在一年之內都讓了出來,真要感謝他們。

  另外,我們成立一個非營利性質的社團組織,也相當困難,曾申請兩次,都被紐約市政府打回,第一次是文件不完整,第二次是我們的名稱「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英文,用有Chinese Culture(中國文化)的字樣,政府主管部門發覺已有一個天主教的中美文化協會的英文,正好也將「中國文化」連用,故要求我們首先徵得該會的同意。結果可想而知,天主教會不知我們這班佛教徒是何許人也。這樣的事,在西元一九八五年,於臺灣申請「中華佛學研究所」立案之時,也曾遭遇到相同的瓶頸,一所在我們之前立案的佛研所,不同意我們用中華的「華」字。可見,不論異道或同道,不僅希望作「第一」而且但願作「唯一」的人物,大致都會遇到。不過我的原則是:若不能夠據理力爭,便將自己設法變通。故在國內贏得教育部的首肯,在紐約則將Chinese改為音譯的Chung-hwa(中華)。只要堅定信念,勿在阻撓的困難之前跪地求饒,而以努力及毅力來促進因緣的成熟,滴水能穿石,凡夫得成佛。因此我反而要感謝他們給了我歷練的機會。我們雖已有了一棟破屋,卻未改善貧窮的困境,除了我從日本帶來的一千多冊書,可謂家徒四壁,沒有桌椅、沒有床鋪、沒有廚具、連打坐的布墊也沒有,於是在每天傍晚上馬路邊拾荒。紐約這個大都會也真可愛,沒有錢去店裡購買,路邊便可撿到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包括蔬菜、麵包、水果。直到現在,我們尚有幾樣工具和桌椅是當年從垃圾堆中撿來的。

  我們不僅缺錢,也缺人手,在紐約跟我學過禪坐聽過課的東西方人士,已有四千多人,但是美國社會的流動性大,自始沒有離開的基本會員,並不很多。尤其是早期的兩位美籍出家弟子,由於和我生長的社會背景互異,生活習慣不同,彼此學習適應,都得付出很多耐心,我要從如何買菜、煮飯、穿衣、洗補教起,然後課誦、唱念、法器的練習,同時彼此互相學習語文,他們跟我練習翻譯經典,熟悉佛教徒的禮儀以及僧尼的威儀。這兩位青年聰明好學,並且原先已有了中文及佛學的基礎。可是共住兩三年之後,便分別離開了。東初禪寺因此而遭遇了無人看守的困擾,當我回紐約期間,不會沒有人來,當我回去臺北的時段,曾經幾乎要關門大吉。幸好每當緊急關頭,便會有人進來暫住照顧,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之間,先後曾有李佩光、程麗梅、程麗櫻、石昭嫻、茜拉、瑪拉,還有越南籍的清海比丘尼等為東初禪寺常住的住眾。

  其中以李佩光及清海住的時間較久。李佩光先讀紐約大學,後改哥倫比亞大學,她住寺期間,曾為東初禪寺寫過兩篇報導性的文章,刊於《人生》。清海則於一九八四年四月從臺灣隨我到達紐約,原打算長期追隨,對我極其尊敬,把我形容成為透明的佛陀。這也正是她的問題所在,她學得很雜,到的地方很多,曾嫁給德國醫生,持的是英國護照;也在印度學過西藏密教及印度教,後來又學錫克教,所以初見我時,讀我的書,聽我演講,特別到紐約後,將我多年來各種課程的錄音帶聽了一遍又一遍,認為我也有與那些古魯活佛同等的智慧,所以願意一直在東初禪寺住下去,結果到了一九八五年,她向移民局申請長期居留身分時,由於在表格中填錯兩個字而遭拒絕。當她確定無法留在紐約之後,便開始用她學自錫克教的五字祕咒,給人「印心」了。接著下來不到兩年光景,清海的名字竟然轟動臺灣,成了「喜馬拉雅山來的大師」,不久又自尊稱為「清海無上師」,把佛教、基督教、印度教、回教、錫克教,混雜一起,神佛不分,而又認為超越神佛,實則她已不信佛教,而已自創一派新宗教,並以教主自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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