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到美國十五年

　　我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由東京飛到美西舊金山，同月十六日再飛到美東的紐約，過了陽曆年就一邊幫忙美國佛教會大覺寺的寺務，同時由沈家楨先生資助，幾乎每天搭乘地下鐵路至城中區補習英文，達二百多個小時。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我生平第一次借大覺寺以禪者身分為中西人士指導禪修的基礎方法，然後即於每週日午後，由我負責禪坐活動，西方青年，日漸增加。

　　同年二月一日的週日法會，由我宣講《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此乃我到美國後的初次弘講，對象是該寺二十多位信眾，僅二位是西方人。

　　同年五月三日，正式開班，次第學習禪坐課程，每週一課三個小時，共十四週，至八月七日結業，學生僅得四位，三位西方青年，一位中國青年，到目前為止，其中尚有兩位，還經常參加我們的修行活動，並且擔任我的英語翻譯，那便是王明怡及保羅‧甘迺迪。

　　同年八月五日，美國佛教會為了慶祝美國建國二百週年紀念，到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的松壇廣場露天大教堂，啟建四百多位中西方人士參加的大法會，我與沈家楨先生同被推為大會的演講人，我那篇講稿，後來被收在一冊中英文對照《禪》的小書中。

　　同年九月十五日，先師東初老人，從臺灣來美訪問，至十月上旬，僅二十來日，分別住於大覺寺及東禪寺。並於九月二十四日陪伴參觀沈先生的菩提精舍及世界宗教研究院，翌日訪問紐約大學石溪校園、哥倫比亞大學等地。並於十月三日應邀在大覺寺開示，他除了讚歎沈家楨弘護佛法的功德，並列舉近代居士對佛教的貢獻，同時建議應當培訓弘法人才。

　　同年九月十九日，美國佛教會召開第九次會員大會年會，我被選為新任董事，兼副會長及大覺寺住持職務。此乃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擔當住持寺院及教會行政的工作，我到美國之初，原希望多充實自己，結果是自此之後，便走上了積極弘化的路程。

　　我在美國佛教會，一直住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清晨，為了東初老人圓寂於臺北，而不得不請假火速搭機東返，也就從此種下了告別美國佛教會的遠因。我在美國佛教會，先後整整兩年，除了受到沈氏夫婦的照顧，也向會長敏智老法師學到不少做人的道理；與我配合得最愉快的是經常抱病的日常法師；給我支援最多、愛護最切的是我在中國大陸時代的佛學院老師仁俊法師。在弘法及學習語文方面關心我最多的是趙曾玨教授。

　　我在那裡也接觸到不少來自各地的名人訪客，例如西藏大喇嘛大寶法王卡瑪巴以及特勳活佛、陳健民上師、日本的佐佐木樵舟禪師、世界級名建築師貝聿銘博士等。無怪乎，當我辭職時，許多人為我惋惜，離開了這樣好的環境。

　　我於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處理完了臺北祖庭的寺務，回到紐約，而美國佛教會董事會，又給了我一份職務，決議將該會原設於臺灣新竹福嚴精舍的「駐臺譯經院」，遷至臺北北投的農禪寺，由我兼任院長。結果由於我個人兩地往返，經費支出、人事管理、對譯經工作的進度，都很困難處理，同時我又擔任了中國文化學院的教職，更形忙碌，故對美國佛教會的任務，已感無能勝任。到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召開的會員大會年會中，便提出了堅辭本兼各職的請求，並且獲得大家的諒解。到十月二日，就離寺返回臺北，而與美國佛教會的因緣，從此告一段落。
　　
　　▲美東大乘寺的湖心亭。

　　我在大覺寺期間的主要活動，而且影響深遠者，便是禪坐訓練班的開設。第二期的學生，已增加到二十多人，第三期十五名，且於開訓之日，皆授予三皈或五戒。因為是用中英雙語教學，參加者多為中美知識青年，接引了不少在學的學生，故有因緣連續應邀至哥倫比亞大學演講禪佛教，指導禪修方法，接著又被紐約區域電台WBAI請去作了數次廣播問答。到了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日，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