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既要咀嚼生活的滋味,又要遠離塵世的煩惱,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可是,中晚年在仕途上迭經挫折,先是滿腹懊喪,後來又忽然徹悟的大詩人王維,由於悟徹佛法,所以非但後來生活得內心非常寧靜,並且還在詩歌創作上翻出一股淡泊寧靜的意趣。我們且看他的《終南別業》詩: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如。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這是一種自然的美,淡泊的美,寧靜的美,閑適的美。過去,畫家應野蘋曾應我爸爸之請,擷取詩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兩句,畫成一幅山水,掛在家裏,看上去使人大為神清意遠。為什么當年曾經寫過“縱死猶聞俠骨香”這樣激情昂揚詩句的詩人,忽而會在筆底下流出如此淡遠空靈的詩作呢?這不能不說是受啟於禪宗智慧的結果。
在觀察世界和適應社會方面,禪宗在世出世的智慧光環,確實使人深受啟迪。它既啟示人們用超然的眼光去看待世間的一切,不要被一生中可能遇到的無窮無盡煩惱攪擾得困苦不堪;同時又主張人們投身到生活中去,體味享受世間的一切,從吃飯穿衣直到回歸自然。這真是一種聰明人的處世哲學,讓你享用無盡的人生哲學。正是受這種明哲處世哲學的啟示並心領神會,我們的詩人才心無點塵,靈氣勃發,在逆境中創造出一首又一首的妙詩。我們再看他的那首《飯覆釜山僧》詩:
晚知清淨理,日與人群疏。
將候遠山僧,先期掃敝廬。
果從雲峰裏,顧我蓬蒿居。
籍草飯松屑,焚香看道書。
燃燈晝欲盡,鳴磬夜方初。
已悟寂為樂,此生閑有餘。
思歸何必深,身世猶空虛。
這種身世空虛、以寂為樂的思想,開啟了他的創作靈感。雖然王維早年也曾寫過《濟上四賢詠》的詩歌,有著一定的遁世思想,然而當他後來接觸佛書,尤其是禪宗空靈的智慧時,一反往常所作,唱出了“思歸何必深”的詩句。這說明,只要悟徹自性清淨的道理,即使結廬人境,也可遠離紅塵,獲在世出世的妙趣。從這點上說,又很有點像東晉時淡然超遠的陶淵明了。盡管當年陶淵明沒有皈依佛門,但他和佛弟子來往密切,在思想上深受影響,卻是事實。
作為詩人來說,體驗生活,飽受磨難,“詩窮而後工”,固然是激發創作激情的一個方面;紮根生活,不染塵垢,思想清靈,超然物外,同樣也能在體味到人生另一種境界時,喚起一股創作的靈感。王維之外,由禪宗智慧而啟迪詩歌創作靈感的,還有大詩人白居易等。北宋蘇轍所著《書白樂天集後二首》說:“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東洛,優遊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
為什么唐代像白居易這樣豁達的士大夫並不太多呢?原來正是因為白居易胸中裝有佛書,且修習禪定的緣故。習禪能夠開發智慧,這點早已被當今醫學界所證實。妙就妙在白居易在佛學中雖然崇尚淨土宗,但由於他奉佛的態度相當自由,不專門守在一個宗派底下,所以有時又常入於禪的境界。他曾詠道:“榮枯事過都成夢,憂喜心忘便是禪。”
禪是不拘形式的,發展到了後來,甚至飲酒食肉,也都無礙菩提。這種觀念如果追本溯源,白居易倒早就認為:“若不坐禪銷妄想,即須行醉放狂歌。”他在一首名為《拜表回閑遊》的詩中,還被禪智激發得舉筆寫道:
達摩傳心令息念,玄元留語遣同塵。
八關淨齋戒銷日,一曲狂歌醉送春。
酒肆法堂方丈室,其間豈是兩般身。
就把酒和佛有意識地牽扯到了一起。不僅如此,他還在《與牛家妓樂雨夜合宴》詩中大談女樂的滋味道:
歌臉有情凝睇久,舞腰無力轉裙遲。
人間歡樂無過此,上界西方即不知。
要不是受禪宗即心即佛、眾生平等妙智的慫恿,他是無論如何不肯對西方極樂世界出此大不敬語的。
在禪宗自性清淨、即心即佛思想激勵下,白居易的創作思維竟是那么地活泛。他不僅對上界西方行大不敬,並且還在《題靈隱寺紅辛夷花對酬光上人》詩中揮動大筆揶揄出家人說:
紫粉筆含尖火焰,紅燕脂染小蓮花。
芳情香思知多少,惱得山僧悔出家。
如果不受禪智啟發,也許我們今天就讀不到這樣有趣的絕妙好詩了。
禪是充滿人情味而最講眾生平等的。由此,今天我們的詩人或作家,如果脫離生活,不實事求是,不能以大無畏的精神做到“不唯上”的話,那么他的創作智慧將會由此趨於枯竭,他的創作生命就會就此而告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