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無終
我的朝聖之旅差不多要結束了。行程表上還剩下最後一頁：廣州。楊司機送我們到韶關上了一輛大巴，三小時後，我和丹妮艾拉已身在人聲鼎沸的廣州汽車客運站。車站外，洶湧的車流和人潮就如隨時會吞噬一切的洪水。我們抓住機會上了一輛出租車，奪路而逃。
出租車往南開去，不多時來到沙面。那原是珠江水道中沖積出的一片沙洲，鴉片戰爭後，英國和法國將它強占去，做了兩國在廣州的租界。他們在沙面修堤築壩，大興土木，建成一座公共設施齊備的人工島，島上領事館、教堂、商行、醫院、銀行、酒店一應俱全。沙面遂成了殖民地官員和商人們在廣州停留期間自得其樂的小天地。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島上仍然保留著幾十幢殖民地風格的建築，其中規模較大的幾座還被改造成了旅館。我在小島南端的沙面賓館下了車，丹妮艾拉的目的地則是珠江對岸中山大學的青年旅舍——毫無疑問，青年旅舍比殖民地風格的旅館更符合她的無產階級品位。分手之前，我們約好了第二天早上碰頭的地點：華林寺。那是達摩祖師進入中國的第一站。
走進旅館大堂的一瞬間，我聞到了膠水的味道。酒店正在重新裝修，雖然還在營業，可誰願意忍受裝修的噪音和氣味呢。我轉身出來，才發現街對面就是著名的白天鵝賓館。盡管我從未來過沙面，但白天鵝的大名早有耳聞：它是廣州最早開業的豪華酒店，也是全中國第一家合資經營的酒店，其合資方來自香港，市場定位則完全針對國外旅行團。酒店周圍進出的大巴上，人行道的樹陰下面，路旁的酒館和紀念品商店裏，到處是成群結隊、體形壯碩的西方人。要不是看見他們，我都快忘了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的塊頭有多大了。走在他們身邊，感覺就像是在和一群海豹一塊兒遊泳。
這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了。在中國內陸的鄉下混跡了一個多月，現在我需要找個不那么喧囂的地方慢慢適應廣州(多虧沙面賓館在裝修)。我招手攔下一輛出租車，轉到相對安靜的沙面島北端，住進了勝利賓館。賓館老樓的房間價格頗為公道，二百八十塊一晚。賓館隔壁就是一間專賣洋酒的商店。純麥威士忌太奢侈了，但一瓶波爾圖酒只要一百一十塊。今夜，伴我入眠的不再是禪院的鍾聲與課誦，而是紅寶石色的酒漿和久違了的熱水浴缸。
次日清晨，我打車前往華林寺與丹妮艾拉碰頭。這座昔日達摩居停過的梵刹，如今坐落於繁忙的長壽路與康王路路口，周圍是鱗次櫛比的珠寶玉器商行和“華林玉器廣場”。
根據中國古代的佛教文獻記載，菩提達摩可能出身於五世紀時南印度帕拉瓦王朝的一個貴族家庭。帕拉瓦的統治疆域主要是印度次大陸南端東部、沿孟加拉灣分布的狹長地帶，在其境內有一座名為摩訶巴裏補羅的著名港口，是往來於南印度與南中國的各國商旅必經之地。菩提達摩正是從這裏出發前往中國的。在他的老師般若多羅的鼓勵下，達摩搭乘一艘商船從摩訶巴裏補羅港揚帆出海，沿著海岸線繞過中南半島，一路走走停停，曆時三年終於抵達南海(即今天的廣州)。據唐朝高僧道宣的《續高僧傳》載，達摩到達廣州時，正值南朝的劉宋王朝時期，具體時間有人考證為公元475年。後世的漢傳佛教典籍則有的將達摩入華時間推遲到了公元520 年，為的是讓他能和篤信佛教的梁武帝在曆史上相遇，因為後者要到502年才初登大寶。不管怎樣，達摩來過廣州基本上是沒有疑問的。在廣州期間，他的棲止之地便是華林寺，而且在此一住三年。
站在如今的廣州街頭，已經很難想象華林寺一千五百年前的景象。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比現在大得多。從六世紀到十世紀，廣州一直是一個人口和文化都極為多元的國際性港口。據當時中國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史學家推測，居住在廣州城的外國人大約在十萬到二十萬之間。以當時的人口規模而論，這是一個極其驚人的數字。而且，這是一群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商人和水手，從來居無定所，一刻不停地往返於中國與南亞次大陸以及中南半島的各個王國之間。
華林寺所在的位置正是當年朝廷為外來人口在城南開辟的居住區“番坊”一帶。很有可能一開始它只是印度僧人在廣州的臨時落腳點，後來逐漸發展成為全城的四大佛寺之一。它最初的名字叫“西來庵”——也許是為了讓中國人一看就明白他們是從哪來的。“西來”二字後來成了禪宗公案裏最常用的典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遲至十七世紀的清朝初年，西來庵才改稱華林寺，其名得自當時寺院周圍種植的數百棵果樹。遺憾的是，“華林”如今早已不見蹤影。近代以來，華林寺的地皮大幅縮水，已經變成一座可憐的城中小廟。據說，寺院方正在努力與各方斡旋收回廟產事項，但在地價飛漲的廣州城，針對每一寸土地的談判都極其艱難。
今天是清明節，是中國傳統節日中為數不多的陽曆節日之一，時在春分日之後的第十五天。上香的善男信女們擠滿了華林寺的大小殿堂，爭先恐後地焚燒香燭紙錢，整個寺院都籠罩在藍色的煙霧之中。為了躲避濃煙，我們走進了寺院最後面的五百羅漢堂，這是華林寺裏碩果僅存的前朝遺物，它建於1841年，也就是鴉片戰爭結束的那年。與大多數中國寺院的佛堂不同的是，五百羅漢堂的平面是一個由許多條縱橫交錯的回廊構成的巨大“田”字形，五百尊真人大小的羅漢銅像便供奉在這些回廊裏。“羅漢”或者“阿羅漢”，是梵語“arhat”的音譯，原意為“離欲”，在佛教中被用來稱呼那些了斷一切嗜欲，解脫了紅塵生死的修行者。修成羅漢果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華林寺的羅漢似乎比別處標准更寬松些——我在其中發現了一位新當選成員，馬可?波羅。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馬可?波羅弄不好真的修成了羅漢果位也未可知。至少他也是“西來”的。
出了佛教名人堂，我們穿過院子裏的重重迷霧，又一頭紮進新建成的初祖達摩堂。佛堂之中供奉著一尊高達七米的達摩趺坐像。如此巨大的銅像，造價想必極昂，而且工藝其實頗有水准。但是在看過了其他真人大小的祖師和羅漢之後，這尊過於雄偉的造像，以及那些前仆後繼的信徒，反倒讓人覺得有違禪理。達摩不是自己也說過么：“自心是佛，不應將佛禮佛。”(引自《菩提達摩論》)
在一旁照看佛堂的僧人告訴我，等到周圍民居的動遷完成，華林寺還將建起一座規模更加宏偉的大殿，用於供奉華林寺的鎮寺之寶佛祖舍利。說來也巧，這批佛舍利的由來也和動遷有關。1965年，政府決定搬遷華林寺原址上的一座白塔，無意中在塔基下發現一具石函，舍利便藏在函中。據說，這具石函是1655年由順治皇帝秘密送來華林寺的，但是，與舍利一同出土的文字資料裏既沒有解釋順治帝從何處得來這批舍利，也未說明他為何要將其放在華林寺。唯一可知的是，石函中的木匣上寫了“佛舍利”三個紅字。這批舍利原有二十二顆，但出土之後曆經輾轉，其中一顆已經神秘地消失了。我猜想，當時滿洲人剛剛入關不久，將至寶舍利送來帝國南疆，也許有撫遠定邊、驅邪鎮妖的用意。不過，我們很難說順治皇帝的選擇是明智的：佛陀本人就是一位西來的“外國人”，用它的遺骨鎮守邊疆恐怕很難靈驗。離開之前，我和丹妮艾拉也點燃了幾炷香，為寺院上空的滾滾濃煙添磚加瓦。
達摩祖師離開廣州北上之後又過了二百年，惠能來了。公元676年的一天，他走進了華林寺北邊不遠處的法性寺。那天，正逢方丈印宗法師開示《涅經》，可能是在講課的間歇時分，忽有陣風吹過，堂前旗幡招展，兩名僧人因而爭論起來：一個說是風在動，另一個說是幡在動。惠能聽見了他們的爭論，插話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見宗寶本《壇經?自序品第一》)
法性寺到了明代改名為光孝寺，並一直沿用至今。被風吹動的旗幡早已不在了，但旗杆還在。我們走進光孝寺，走過這根著名的旗杆在地上投下的影子，進了大雄寶殿。大殿的內牆上掛滿了黃紙，每張紙上都寫著一位逝者的名姓，地上擺滿了供奉給死者的鮮花果品。光孝寺的前任方丈本煥是中國當代著名的禪師，他為了提倡坐禪，把大殿裏原來供人磕頭用的拜墊全都撤去，換上了幾百個用於打坐的坐墊。由於是清明節，大殿裏“座無虛席”，當然，沒有人是在打坐。大家都是來祭奠牆上的親人靈位的。人們低聲交談著，仿佛是在等待會議的開場，領導還沒來。
這樣的場合不太適合我們倆加入，於是我們悄悄地退了出來，去看殿後的瘞發塔。來到光孝寺之前，已經得到黃梅東山法門傳承的惠能一直都未正式剃度出家，而在那場“風幡論辯”中語出驚人之後，印宗方丈得知了他的身份，於是就在寺中親自為他剃發授戒，並將剃下的頭發埋在一棵菩提樹下。之後不久，埋頭發的地方建起了這座塔。
有人在瘞發塔前的香爐裏投進數以捆計的紙錢，頓時烈焰騰空，繼之而起的濃煙朝著頭頂的菩提樹沖了上去。光孝寺有些古樹的樹齡已在千年以上，除了菩提樹，還有廣州的市樹木棉。這種原產於印度的外來樹種大約是和達摩同時來到中國的。眼下正是木棉樹的花季，有人在樹下撿起凋落的花瓣，然後細心地一一展平收好。這種橙紅色的橢圓形花瓣曬幹後可以入藥，在中醫眼裏具有清熱去濕之功效。
木棉樹後面，幾個僧人正站在一張桌子旁邊為重修觀音殿募集善款。全中國的寺院都在重修擴建，光孝寺自然也不甘人後。而且，因為可以借助本煥禪師的影響力，它的進展要比華林寺順利得多。本煥禪師年輕時曾和我的師父壽冶老和尚共同主持五台山碧山寺，1948 年始南來，應虛雲大師之請前往南華寺接任住持，從此留在南方。1958年，本煥被打為右派，在勞改農場度過了十五年難熬的歲月，出獄之後，他做過多所寺院的住持，光孝寺也在其中。他還住持修複重建了一大批重要的佛教叢林。佛教在今日中國能如此繁榮，本煥實在功不可沒。我第一次見到本煥就是在光孝寺。不過，年屆百歲高齡的本煥長老如今已經離開廣州，搬到深圳東郊的一座僻靜山寺裏去了。
離開光孝寺前，丹妮艾拉和我也為觀音殿捐了一百塊錢，並在一片瓦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