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滿清時代，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民國肇興，奠都南京，政治中心南移。未幾，孫總理讓位予袁世凱，政治的中心仍在北京。北伐以前，南北始終處於對峙狀態。民國四年，袁世凱為對制日人要求來華傳教的威脅，乃邀請南方佛教碩德北上講經。自此南北佛教思想得以溝通，而北方社會名流學者、名公巨卿，相繼皈依佛宗，研究佛學，揭開華北佛教革新的序幕。
袁世凱死後，不獨華北政治結構發生了變化，而國民思想更趨向於自由革新。五四運動，便是一顯著的例證。民國八年，北京政府又藉故壓迫佛教，重行公佈管理寺廟條例，激起全國佛教界反對。南方佛教特派竹溪、太虛二位北上交涉，經月餘奔走，雖未有結果;但太虛大師，卻能把握時機，而與京中學者名流，若胡適之、林宰平、梁漱溟、軍惠康、殷人庵、梁家義、范任卿、黎錦暉等，廣泛討論佛學上的問題，及時事意見。張仲仁教授等隨發起講經會，推莊蘊寬、夏壽康為會長，請太虛大師宣講維摩詰經。維摩詰經，不特為弘揚實相大乘教義的經典，並為彈偏斥小，歎大褒圓，富有佛教革命思想的寶典。由於太虛大師善於說法，不僅把大乘佛教思想帶給北方，並把南方自由革命思想，也帶到北方。自此，王虛亭、楊犖哉、馬冀平、陶冶公、倪譜生、胡子笏、周秉清等，都由此而對佛法發生信心，參加華北佛教革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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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年，太虛大師又應北京顯要邀請，於北京弘慈廣濟寺宣講「法華經」，周小如錄其口說，成「法華講演錄」。法會期間，別為蔣維喬等講「因明論」，及為大勇、王虛亭等講「金剛經」，成「金剛經義脈」。另為遠參講「梵網經」。太虛大師為擴大對華北佛教宣傳，特將「海潮音」遷至北京出版，由史一如編輯，並得張化聲、張希聲、唐大圖等學者投稿，遂使海刊身價倍增。
華北經月霞、諦閑、太虛三大師，先後宣講化導，佛教對於社會文化，及國民思想啟發，日漸增大;各大學於文學院哲學系中列印度哲學，而講佛學者，首為北大張克誠、鄧伯誠、許季平、梁漱溟等，後有熊十力、湯用彤等。韓清淨、徐森玉於民國十六年創立三時學會，專講奘基之學，學者教授入室執弟子禮者，頗不乏人。自此，不唯使華北佛教生氣日漸雄壯，南方自由革命思想，亦日漸深入民間，導致日後賢達學佛風起潮湧，一致響應和平，呼籲擁護統一南北。孫總理因之而北上。
民國十四年三月，太虛大師應邀於中央公園社稷壇，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聽眾日常千人，四月十六日圓滿。法會期中，適 孫總理逝世，停靈社稷壇，經筵臨時旁移數日，大師特以輓聯弔之：
但知愛國利民，革命歷艱危，屢仆屢興成大業。
不忘悟人覺世，捨身示群眾，即空即假入中觀。(註一)
這是太虛大師對開國元首感慨的弔詞!
這一年冬天，適為日本召開東亞佛教大會，太虛大師為籌備推選出席人員，便與白普仁、莊思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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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設「中華佛教聯合會籌備處」於北京，呈內政部備案，以便推選出席日本東亞佛教大會人員，亦復為日後江浙佛教聯合會、湖南佛教聯合會之策源。民國十五年北伐成功，華北佛教，又進入一個新秩序革命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