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僧教育，這是近代佛教史上一件大事。以往中國佛教，似乎祇有叢林制度，並沒有什麼僧教育的名稱。所謂僧教育，乃指佛學院而言。其起源於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亦即康梁倡導變法維新的那一年。因為變法維新，首在創辦實業，開辦學堂，培育人才。因為籌辦學堂，苦於經費無著，便有湖廣總督張之洞寫了「勸學篇」一文，上奏朝廷，力主廟產興學。於是引起地方官吏與土豪劣紳勾結，搶奪寺產，霸佔寺廟的風潮，經全國佛教界一致抗議反對。而杭州境內竟有三十多所寺院，因為寺產失去保障，投靠日本真宗派，求其保護。便引起中日兩國外交上糾紛，經雙方交涉結果，清廷要日本放棄保護中國寺廟，清廷始允許佛教界自興學校，自保寺產，並停止廟產興學運動，這便是開創僧教育的緣起!
民國誕生，因革命浪潮衝擊，迫使佛教僧徒覺醒，非迎頭趕上時代，興辦僧教育，造就僧材，不足以保護寺產。太虛、仁山兩位首先倡議改革金山寺叢林為佛教大學。因改革叢林制度時機未熟.雖中途飽受挫折.但已使全國佛教界驚醒，非有足夠的新知識，無法抵制未來社會的威脅。同時，民國初年，政界顯要，社會名流學者，相繼傾向佛學，從事佛學的研究。若康有為、章太炎、梁漱溟、梁啟超等等，都竭力提倡佛學。章太炎在「告佛子書」中說：「佛法已由緇素流入居士」，相形見絀，顯現僧教育落後，僧材缺乏。遂使佛教僧徒有一共同的感覺：果欲維護寺產，避免遭受摧殘，唯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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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興辦教育事業。從民國三年至民國三十三年，三十年之間，各省叢林寺院相繼興辦僧教育，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全國不下三四十所，遍及江、浙、閩、鄂、湘、皖、秦、冀、川等省，已使佛教教育由叢林宗派式教育，進入學校化之僧教育，這是我國佛教史上一大轉捩點。茲就規模較大而成績最優之僧教育機構，簡介於次，以供治史者參考。
(一)上海華嚴大學係上海英商哈同夫人羅迦陵女士創辦。辛亥革命成功，月霞法師暫寓滬上，因狄楚卿居士推介哈同花園講經。時康有為亦寓滬上，勸促羅迦陵發心弘揚佛法，遂請月老籌辦佛教學校，分正科、預科各三年。月老主講，預科三年，初授大小乘經論;民國三年正科開始，因月老主弘華嚴，故名「華嚴大學」。華嚴為經中之王，命名華嚴大學，自無不可。時入學僧青年，均係全國最優秀者，計有持松、戒塵、妙闊、慈舟、了塵、智光、靄亭、惠宗、體空、海山、性徹、常惺等，開學未及三月，因有異教徒從中破壞，遂改遷杭州海潮音，繼續三年，而圓滿畢業。歷時雖短，但其成就僧材，却為日後各省佛教中興人物，故尊月老為民國以來僧教育之始祖，亦不為過。
(二)觀宗學社係諦閑法師創辦。民國元年，諦老初於上海留雲寺創辦佛學社，民國三年接住寧波觀宗寺，即成立觀宗學社，自任主講，專攻天台教觀。民國四年，應北京顯要邀請北上宣講楞嚴經，結織時賢，道譽遠播。民國九年得蒯若木、葉譽虎之助，擴充學社，成為正式僧教育機構。時入學僧青年，計有仁山、妙柔、倓虛、靜權、妙真、寶靜、可端等，延續甚久，成績斐然。
民國初年，各宗都已式微;唯華嚴、天台兩宗，尚能維持殘局，經月老諦老大力弘揚，華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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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宗風重振，頓呈中興現象。月老雖以華嚴大學為號召，諦老以學社為立名，但二老所推行僧教育，仍以叢林教育為依歸。所訓育之僧材，均能依教奉行，解行並進，日後成為華嚴、天台二宗重要法匠，聲勢浩大，分燈於大江南北。
(三)法界學院係月霞法師創辦。月霞法師早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與應慈、明鏡、惟寬四人同受常州天寧寺冶開和尚記莂。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月霞奉冶開和尚命，分燈常熟興福寺，並得滿月法師之助，創設「法界學院」，專弘華嚴。是年冬，月霞圓寂杭州西湖玉泉寺，改由應慈繼之。民國八年，又由持松繼續。常惺、蕙庭、現月等，均先後任教於斯。該寺環境幽靜，山明水秀，主持得人，延續達二十年之久，其造就僧材之多，實無遜於後起之武昌佛學院。
(四)支那內學院係歐陽竟無創設。楊仁山逝世後，歐陽竟無居士初任刻經事業。民國七年(一九一八)，籌設支那內學院。民國十年因得沈子培、陳伯嚴、梁任公、熊希齡、蔡孑民、葉玉甫諸君，謀益擴充。至十一年始正式成立，並呈報內務部、教育部備案。
民國十二年九月正式開學，歷時二年。初入學者，僅十六人，計有蒙爾達、韓孟鈞、劉定權、謝質誠、李藝、邱仲、釋存厚、釋慕覺(蕙庭)、黃通、曹天任、陳經、黃金文、劉志遠、釋碧純(福建籍)等。歐陽竟無、邱虛明、王恩洋、呂澂、聶耦庚、湯錫予等分任教授，初講法相唯識經論，除住院緇素外，並有名流學者時來聽講，入室執弟子禮，其接引社會名流學者研究佛學，啟發頗大。
民國十四年七月，擴大為法相大學，其經費除由該院基金支出，並得熊希齡、梁任公、葉玉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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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院董支持，呈請中央撥助，經財政部會商教育部，咨得江蘇省長，並訓令江蘇財政廳在國稅項下撥一千元，以資應用。政府另撥助基金十萬元，以江蘇國稅項下每月撥交一千元計算。此為近代史上政府首次撥款補助研究佛學費用者。此外，並由僧俗共同發起勸募，若黃通如、馮超如、持松、仁山、竹庵、培安、觀同、智光、範成、常惺、蕙庭、真常、寶筏、志西、存厚、又山、葦乘、徹空等。台灣基隆靈泉寺善慧和尚每年捐給三百元，又山一百元，紹三五十元，培安五十元，松橋三十元，範成三十元等，共捐五百四十元(註一)。可謂群策群力支持此一學府。越二年後，政局發生變化，民國十六年起，即告停辦。
(五)漢口華嚴大學其主辦者，了塵、戒塵、慈舟三法師原於民國三年親近月老後，民國九年乃於漢口九蓮寺，秉月老遺教，創辦「華嚴大學」，專弘華嚴，至十二年圓滿結束，因其成就人才不多，對日後影響不大。
(六)天台學院係仁山法師所辦。民國元年，仁山法師與太虛大師，因改革金山寺失敗後，即專究內典。後又親近諦老，學有所宗。民國八年於高郵放生寺，創立「天台學院」，民國十年改為「四弘學院」，專弘天台教義。高郵為蘇北大縣，各地僧青年相繼入學，極為踴躍，遂與江南「法界學院」遙相對峙。一宗華嚴，一弘天台，南北呼應，互為映輝，實為民國十年前後蘇省佛教最負眾望之僧教育機構。入學僧青年，多屬佛教優秀分子!
(七)武昌佛學院係太虛大師主辦。民國十年，大師二次至北京講經。武漢政商巨子李隱塵、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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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等同至北京聽講，由此生信。民國十一年二月，大師應漢陽歸元寺邀請，啟講圓覺經。湘、鄂、贛省僧眾前往聽講，親對音儀，對太虛大師漸釋昔日之隔膜(註二)。大師為適應時機，倡議興辦佛學院，造育僧材，商得武漢政商巨子李隱塵、王森甫、胡子笏、湯錫新、皮劍農、陳元白、蕭止田、熊雲程、蕭覺天、趙子中、孫自平、王韻等，及長沙佛教正信會周可均等三十餘人，自認為發起創辦人(註三)，創立「武昌佛學院」，成立董事會，舉梁任公為院董長—陳元白代—李隱塵為院護，聘太虛大師為院長。
章程由創辦人，呈湖北軍政長官及內務教育兩部備案。是年九月開學。入學僧青年，僧俗兼收。僧眾方面：則有潄芳、能守、默庵、會覺、觀空、嚴定、法尊、法舫、量源、顯教、象賢等。在家眾方面：則有程聖功、陳善勝(後出家為凈嚴)、寧達蘊、張宗載等。共收學生六七十名。這期所聘教授，則有空也、史一如、陳濟博等，課程參取日本佛教大學。管理參取叢林規則，早晚禪誦，唯稱念彌勒佛，迴向兜率內院。於此可知武院，乃本我國佛教傳統制度而設教(註四)，可謂現代化叢林教育。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暑期第一屆畢業。是年秋又招新生，則有寄塵、機警(大醒)、亦幻、墨禪、虞佛心、蘇秋濤等。武院聲望日隆，遂與內院並稱，成為當時國內佛教兩大學府。對日後僧教育之發展，實富有啟發與領導作用，並附設女眾佛學院，未幾，即停辦。
(八)安徽僧學校民國十一年設立於安慶迎江寺，由常惺法師主辦。其創辦因緣，亦導源於太虛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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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年，馬冀平於北京聽太虛大師講「維摩詰經」由斯生信。民國九年，又聽太虛大師講「法華經」。遂決意歸依佛宗。民國十一年，出任安徽省財政廳長，遂與迎江寺住持竺庵發起「安徽僧學校」，請常惺法師任校長，蕙庭、覺三為助教。持松亦曾任教短期。時入學僧青年，今尚健在者，則有南亭，瑞今等。
(九)藏文學院民國十三年秋，大勇創辦。設立於北京慈因寺，得湯鑄新、胡子笏等支持。大勇先於民國十二年，從日本學密歸來，深覺東密不夠嚴密，乃於民國十三年秋，復至北京，從白普仁喇嘛學習藏密，欲究藏密，乃創立藏文學院。武院之大綱、超一、法尊、法舫、嚴定、觀空等相繼入學—專學藏文，以便翻譯藏文經論，校勘漢譯經論之遺佚，並欲融會東西密部精華，另創立一獨立性之中華密宗。民國十四年秋，又改藏文學院為留藏學法團，大勇率大綱等二十餘人，由北京出發，經四川入藏，而止於西康甘孜。(詳見本書第十七章第六節)
(十)閩南佛學院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創辦，設於廈門南普陀寺。初由常惺法師主辦，蕙庭法師任主講。十六年改組，由太虛大師任院長。原有之蕙庭、會覺、滿智三法師仍留職。十七年，又增聘芝峯、大醒、寄塵來院。遂由覺三、芝峯、亦幻、寄塵、笑溪、覺斌、廣箴諸法師共同負責。覺斌、芝峯、大醒分任教務寺務等職。入學僧青年，遠自秦、卞、魯、川、冀、鄂、湘、黔、皖、蘇、浙等省，多達七八十名，均屬優秀分子，初分甲乙兩班，後增研究班。課程方面，佛學為主，兼授英、日及中外史哲等課。因與廈大毘鄰，乃迎聘廈大名教授，擔任哲學等課，故閩院學僧接受新知識，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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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佛學院者為多，對革新佛教新運動，更具蓬勃的朝氣，實為太虛大師革新佛教第二大本營。
十七年，太虛大師赴歐美弘法，在法京應歐西學者要求，倡設「世界佛學苑」，為配合世界佛教發展，「閩院」列為世界佛學苑華日文系，「柏林教理院」列為華英文系。自此，該院外文以日文為主，成為國內規模最大之僧教育機構。
二次廟產興學風潮發生，大醒於閩院所發行之「現代僧伽」，呼籲全國僧界大團結，領導反對廟產興學，發生最大效力。所以閩院在中國佛教近代僧教育史上有過輝煌的貢獻。
(十一)僧師範學校係常惺法師創辦。民國十七年夏，常惺法師離開廈門後，曾一度應王竹邨邀請赴雲南宣講佛經，適中法於雲南邊境發生衝突，常師率領僧侶赴前線救護傷患，頓獲各界稱揚。常師早年嘗從持松學習東密，本有步大勇後塵入藏學密的弘願。旋以太虛大師勸阻，以融魔梵，漸喪佛真之汎神秘密藏，殊非建立三寶之根本，不足依傍，因而終止(註五)。遂決意仍從事教育。民國十七年秋，得杭州昭慶寺惠宗同學支持，創辦「僧師範學校」，訓育師資人才，常惺、蕙庭分任主講。入學僧青年，多從閩南、常熟，及其他佛學院畢業而來。意在短期內，訓練佛教師資。本光、葦宗、寬融、華舫、通一等，均係當時入學青年。民國十八年夏，太虛大師歐洲弘法歸來，特至杭州往晤常惺、蕙庭等於僧師範學校。太師對常惺法師教學主張，極為賞識。未幾，常師應北平柏林寺台源和尚邀請，主辦柏林佛學研究社，旋又率該校(師範)學僧北上，至柏林寺就讀，杭州「僧師範學校」，遂又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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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玉山佛學院民國十四年，鎮江超岸寺守培法師創辦。其規模雖不大，對僧青年仍不失啟發作用。僅就該寺財力範圍內，招收僧青年二三十人，守老主講，以佛學與儒學兩門為主，傍及其他。民國十九年，蕙庭法師繼任該寺住持，擴充教學，以唯識為主。於二年後，由雪松繼之，直至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發生，始停辦。
(十三)竹林佛學院北伐以後，革命思想風靡全國，打倒迷信反宗教思想，尤為激烈。有識之士，咸認非興辦教育，造就僧材，無法應付未來新社會秩序發展。民國十六年，靄亭法師接任鎮江竹林寺住持，於十七年秋創辦竹林佛學院，迎聘慈舟、妙闊，及湖南籍栗庵法師，專弘華嚴，毘尼及孔孟學說。一切都依叢林規則，早晚功課外，兼修禪觀。該寺環境幽靜，寺在竹林深處，實為修道講學最佳處。延續十年，直至對日戰爭發生，始停辦。
(十四)龍池佛學院民國十七年秋開辦，設於宜興龍池山，由恒海和尚創辦。得一法師為副講，史濟群、自安、性容、大休、太塵、宏法等分擔訓育教務等職，因限於一寺之經費，無法發展，未幾亦停辦。
(十五)江南九華佛學院民國十八年夏，由安徽九華山佛教會主辦，設於九華山化城寺內，以地藏菩薩香火收入為基金。由容虛和尚任院長，寄塵法師主辦，先後聘請蕙庭、惟舟、現月為主講，梁石言教授英文，燕仲強教國學，汪迦林教授自然、史地等課，其教材除佛學課外，則採取初級中學課本，使僧青年俱備應有的常識。歷經三年，終以經費不足，及主辦無人而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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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柏林教理院民國十八年秋(一九二九)，由北平柏林橋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尚創辦，設立於柏林寺內。聘請常惺法師任院長，民國十九年春正式成立。因常惺法師德望，時各方青年競趨前就讀者頗多。民國二十年夏，太虛大師應邀至北平講經，並至該院講「大乘宗地引論」，先後五十餘小時，由法舫記錄，成「大乘宗地圖釋」。太虛大師復將錫蘭留學團及世界佛學苑籌設處，移至柏林寺。法舫、塵空均由武昌移至北平。柏林教理院列為世界佛學苑華英文系，於是該寺便為太虛大師、常惺法師合作推進世界佛教的中心。並發行「佛教評論」，對當前佛教教育及寺廟制度，以及世人對佛教誤會，多加評論，遂使全國佛教界為之興奮。而柏林教理院，則與閩院遙相對峙，南北呼應，互相輝映，實為中國佛教僧教育史上最興旺的時期。無奈好景不長，日本帝國主義於「九一八」侵佔東北，國難發生，經費無著，無法維持，不得不宣告停辦。
(十七)光孝佛學研究社民國二十年，常惺接受江蘇泰縣光孝寺住持，即於是年創設「光孝佛學研究社」，常惺法師為社長。這時常惺法師仍為柏林教理院院長，南北奔走，極為忙碌，乃由得一、南亭分任教務與寺務，入學僧青年，多屬蘇北各縣。歷經二年，亦以經費不足，縮小範圍，延至二十六年，全部停辦。
(十八)清涼學院民國十四年，業州清涼寺住持清波和尚創辦，設於清涼寺內，禮請應慈法師主講，專弘華嚴。民國十六年，因革命軍北伐，遂遷至上海清涼寺下院，繼續三年而結束。
(十九)南山佛化小學閩南佛學院原設小學部，民國十七年改組後，民國十八年將小學部遷移至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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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寺，獨立成校，定名「南山佛化小學」。由笑溪、達如負責。錫蘭留學團，即設於此。
(二十)南海佛學院設於普陀山法雨寺。本由清末所辦「法雨」小學演變而來(專收出家眾沙彌)，民國二十年改為「南海佛學院」，由寬道、寬融主持，不二年即停辦。
(二十一)鼓山佛學院民國二十年春，虛雲和尚接任福建鼓山湧泉寺方丈，創立鼓山佛學院，禮請大醒法師任院長，由印順、心道兩師任教員，歷時未久，即告停辦。
(二十二)開封佛學院設於河南開封鐵塔寺。民國二十三年，由武昌佛學院第一屆畢業僧凈嚴法師主辦。聘請閩院學僧心月、智嚴二師為助教，為中原第一所佛學院。
(二十三)法界學院民國二十一年，虛雲和尚邀請慈舟法師至鼓山籌辦法界學院，二十二年，始正式開學。二十六年，又將該院遷至北平凈蓮寺。至二十八年結業。
(二十四)顛東佛學院設於廣東潮州開元寺內，先是民國二十一年，潮洲開元寺澄弘法師禮請太虛大師前往開化，遂開始籌辦佛學院，聘請寄塵法師為院長，窺諦、通一、智誠為教員。
(二十五)漢藏教理院設於四川北碚縉雲寺內。係太虛大師創辦。民國十九年，太虛大師應四川佛教會邀請入川弘法，在川省各處講學，劉甫澄(湘)將軍與太虛大師談及，欲選拔漢僧入藏留學，以溝通漢藏友誼。因此，大師告以不如就川省設立學校，集合漢藏僧青年加以訓練，深得劉氏贊同，並獲何北衡、王旭東、王曉西等同意。何北衡建議，即以衰落不堪的縉雲寺為院址，漢藏教理院即因此而發起。民國二十一年，先設立籌備處，開學由滿智、岫廬、慧松諸人負責。二十三年，法尊由藏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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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擔當該院教務，並譯出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等名著，對漢藏文化溝通貢獻頗大。
(二十六)焦山佛學院金焦二山為江蘇佛教首剎。民國元年，仁山法師，太虛大師倡議改金山寺為佛教大學，未獲實現，殊為各方所惋惜。民國二十三年，智光法師繼任焦山寺住持，即實現叢林學校化，創立「焦山佛學院」，就原有寺規加增學課，使僧青年得以行解並進，不致有所偏廢。邀約雪煩、東初、玉泉三師為助教。初分甲乙二班，分班教授，共有僧青年七八十名。廿六年抗戰發生，該寺遭受日人炮擊，損失慘重，遂停課二年，至廿八年又復課。以淪陷區各處佛學院均未復課，僧青年無處就學，於是擴充教材，聘請芝峯、現月、明性諸法師專授佛學，增聘大學教授三人，授以哲學、自然、物理、數學等科，實為陷區內僧教育之奇葩。勝利後，太虛大師所領導之「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會務人員訓練班」，即假焦山為訓練場所，集全國九省一百二十餘僧青年，集訓兩個月。集訓結業，大師特蒞臨訓話，並撰「焦山佛學院碑誌」，其文曰：
「金焦二山，同占長江形勝，亦同以佛剎著名。然高德如佛印禪師輩見僧傳者，則金嶠為夥。焦嶼至中華民族建國二十三年，始有智光法師創立佛學院，雪煩、東初繼持其事。中歷倭變，講學不輟，可謂難能矣。頃歲，余領導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決議辦會務人員訓練班，聘芝峯講哲，就焦院主辦之，全寺長幼翕然協力。因之得集九省市百二十餘僧英，陶鑄其間，開國中教史未有之盛，繫中國佛教將興之望。余以主持畢業儀來焦，遂誌之以備僧史參考，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八日太虛」
(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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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覺津佛學院大醒法師於民國二十四年，接任蘇北淮陰覺津寺住持，該寺為江淮名剎，寺產豐富，就寺設立佛學院。由塊然法師主講。其規模不大，以交通不便，故入學者不多，其成就也不大。
(二十八)大寧佛學院常州天寧寺，原屬禪宗門庭，其與金山、高旻共尊為三大宗門。因受時代思想啟發，乃將原有戒堂，加以學校化，名曰「天寧佛學院」，由敏智、默如、戒德、佛聲、維嶽諸法師負責教務，其規模雖大，經常七八十眾，唯限於舊制，不易達到完全學校化，故發展緩慢。
(二十九)東蓮覺苑此係在家居士，香港何東爵士夫人何東蓮覺女士於民國二十三年所創辦，設於香港跑馬地何氏私宅。專為攝化在家女眾而設，聘請靄亭法師主講，通一法師任助教，兼發行「人海燈」雜誌，對港澳佛化推進啟發很大。
(三十)棲霞佛學院民國二十五年開辦，設於南京棲霞寺內。由大本、覺民、智開等負責。其次，南京則有「毘盧佛學院」、「古林佛學院」、「金陵佛學院」，以及浙江「白湖佛學院」、「白湖講舍」，湖南「祝聖佛學院」，陝西「慈恩佛學院」、「巴利三藏學院」。昌圓、廣文主辦之「四川佛學院」，及「文殊佛學院」。永昌主辦之「貴州佛學院」，以及北平「弘慈佛學院」、「拈花佛學院」等，由於手頭資料不足，無法一一詳述。
以上所舉，都屬抗戰以前，各省叢林寺院所設立之佛學院。
(三十一)靜安佛學院廿六年抗戰發生，京滬首遭敵人攻擊，南京撤退後，淪陷區僧教育機構，均告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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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上海靜安寺住持德悟、監院密迦，首發起創設靜安佛學院。一面搶救淪陷區失學僧青年，一面改善僧寺經懺制度，即每日不論有無齋主，只輪流誦經一次，以示為齋主超薦，其餘時間，均為學僧授課時間。此一改革，不僅對寺方收入無甚影響，而有益於學僧受課較大，不失為一明智之舉，初由本光、岫琦、林子青等任教，對淪陷區僧教育，較多貢獻。
(三十二)大覺佛學院抗戰期間，民國三十年印順於貴州主辦。歷經數月而停辦。
(三十三)南華佛學院民國三十一年，由虛雲老和尚創辦，設立南華寺內，初由樂觀主講，知定繼續，未幾，即停辦。
(三十四)玉佛寺佛學院玉佛寺係上海佛教首剎，原以經懺為主。民國二十九年間，因淪陷區經濟不振，影響該寺收入，因而改組，聘請震華法師擔任住持，旋創辦「玉佛寺佛學院」，招收緇眾青年授學，震華主講，超塵、楞定等任助教，並發行「妙法輪」月刊。
勝利後，太虛大師、福善、華舫均駐錫於此，並發行「覺群」週刊，推行佛教革新，主張參政不干治，頗獲各方贊許。太虛大師經常駐錫於寺，人材會集，成為佛教參政的辦事處。唯好景不長，福善、震華相繼逝世，虛大師亦因此而感傷中風，於此圓寂。
以上所舉各地佛學院，都是利用原有叢林寺院房屋，加以學校化。從民國三年至三十三年，僅僅三十年間，全國各省所辦僧教育不下三四十所，僅記其大概，其遺漏在所難免。就中僅有「華嚴大學」及「支那內學院」、「武昌佛學院」非設立於叢林寺院，其餘若「閩南佛學院」、「柏林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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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藏教理院」、「焦山佛學院」，不特利用原有叢林寺院房屋，並利用叢林寺院財產，以維持教育經費。在這三十年時間內，經過革命、內戰、北伐，打倒迷信，反宗教運動，以及抗戰軍興，使我們千辛萬苦，慘澹經營獲得一點成果的僧教育，竟全被日本帝國主義的炮火摧毀，使我們悲痛之餘，憤慨萬分，凡有血氣的中華兒女，當記住這一個歷史的教訓，才能肩負起歷史所賦予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