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上，出了兩位偉大傑出的政治家，一是 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專制政體，實現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家。一是當今總統 蔣公，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教，領導北伐、抗日、勘亂、建國大業。因之， 蔣公總統繼承 孫中山先生之後，不僅對中華民族、對佛教、對亞洲，乃至未來世界的發展，都有重大的影響與貢獻。
(一)唐生智和馮玉祥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革命青年以及軍人，以打倒迷信及反宗教運動為號召，以鼓舞革命軍人的士氣。
唐生智和馮玉祥，是近代中國軍人中，想以宗教的教育作軍中精神教育的人。一個是挂著如來佛的招牌，一個是挂的基督教十字架，都是別有企圖而有狂妄野心的軍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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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在民國十六年統領西北軍，竟然下令打倒迷信，公開破壞佛教，沒收河南境內白馬寺、少林寺、相國寺，驅逐僧尼三十萬眾，勒令還俗。河南佛教寺廟，幾乎被拆毀殆盡。未幾，陝西、山東、河北等處，亦都相繼效尤，華北佛教由此一蹶不起。廣東孫某某，拍賣寺廟充軍餉;湖南唐生智雖掛的如來佛的招牌，卻槍斃了僧漱芳(武昌佛學院高材生)。這時佛教正處於危急存亡的關頭。
當革命浪潮衝擊到兩湖的時候，湖南民眾佛化協會，以適應時代的要求，倡導「佛法不是宗教」，「擁護佛法即擁護革命」，要「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精神努力革命」等口號。湖南僧徒曉觀、開悟等集合僧眾千餘人，加入革命軍。一致加入國民革命會(註三)。湖南佛教徒既如此開明，擁護革命軍北伐，那知卻因此觸怒了共產份子，於是煽動群眾侵奪寺產的風潮，打擊佛教!
唐生智，字孟瀟，一八九○(光緒十六年九月十九日)生於湖南省東安縣。唐生智本出生於望族，家庭教育很好，清末因受自強運動的啟發，他在弱冠的年齡，即考入湖南陸軍小學，後循次昇入保定軍校。並與陳銘樞、劉文島等同學。由於機警過人，很得師友的好感。
當唐生智統治湖南二十餘縣時，財稅充裕，而唐又是具有野心的人，深知佛教在湖南群眾遠勝過基督教，於是想利用如來佛作為軍中精神教育，以增強軍中的力量。四處托人尋找名師，經湘紳傅梅羮推介揚州籍信奉日本密宗的一位和尚返俗的居士，名叫顧子同，又名淨緣(為僧時法名)，延聘來衡陽。這位顧居士能言善辯，也很懂得政治藝術，故與唐一見，即為唐賞識，成為不解之緣。唐尊稱他為「老師」，顧子同經常在唐部隊裏講說佛法，以「扶乩」、「傳誡」等，並為唐決疑定計。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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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巡視湖南各地，軍政官吏見到顧，如同見唐一樣敬以軍禮。又命令所有官兵均佩帶「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胸章，以加強軍人的心理，增加軍人勇敢犧牲的精神。
民十五年(一九二六)，劉文島、陳銘樞奉命拉唐參加國民革命軍，並任唐為前敵總指揮。這時唐軍雖納入國民革命軍建制，但唐軍早為佛教徒顧子同所控制。當革命軍在江西苦戰的時候，唐卻儘量擴充自己的力量，並且聯合中共份子，縱使農工運動為其基本政策，「擁護聯俄聯共工農三大政策」、「擁護佛化農工商聯合起來一致政策」的標語。這些標語都是唐親自指示張貼各地，以喚起民眾參加革命。
湖南佛教徒雖說擁護國民革命，卻絕不擁護聯俄聯共的政策，因為佛教與赤色主義，是絕對不相容的。這時在武漢活動的佛教青年會主持人張宗載卻於漢口無畏週刊，對武漢長者及附佛外道份子大肆呵斥，並以鋤奸會的名義，遍發傳單。同時，對顧子同訪問武漢時，儼然以國師身份，深表不滿，遂於無畏週刊，大肆攻擊顧老師。因此，張宗載日後被顧綁架到湖南，下令關進監獄，吃了幾個月無錢飯。嗣經太虛大師營救，始恢復自由。
顧老師在湖南組織佛化會，開辦湖南佛教講習所，以強力接受寺廟財產，逮捕住持，稍持異議，即予槍斃，武昌佛教學院的學僧素禪(又名潄芳)，就因反對顧老師強暴政策，而被槍斃。耒陽等縣寺廟被毀，寺僧被殺，不知凡幾，其手段毒辣，尤甚於赤色主義者。迨唐十一月下野，「佛化會」解散，僧魂乃得稍定。(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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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中共份子盤據武漢，推行共產主義，不特湘鄂佛教陷入極端混亂中，而整個國家民族亦臨於存亡邊緣。
(二)佛教的救星
當民國十六年兩湖佛教正陷於極大混亂的存亡關頭，由於總統 蔣公的英明果決，實行清共，不特使中共赤化大陸遲了二十年，挽救了中華民族四萬萬同胞的生命，也挽救了存亡中的佛教。所以總統蔣公不僅為中國近代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是中華民族的救星，也是佛教的救星!尊之為大護法神，亦不為過。
民國十六年八月十三日，蔣總司令為促成寧漢合作，毅然辭職，下野離京回到奉化原籍。這時浙江省政府又有驅逐僧尼，沒收寺產之議，江浙佛教又陷入危亡恐怖中。這時佛教最大的危機，就是缺少全國性的領導機構，等於群龍無首;只有上海一班熱心護法的居士們，若程雪樓、關烱之、施省之、王一亭等出面組織維持會，向當局呼籲，搶救佛教。
由於諸佛龍天不忍見到佛教的滅亡，大護法神 蔣公回到奉化暫時隱居，特電邀太虛大師赴奉化雪竇寺遊覽(蔣公因黃膺白時稱大師於前，遂有此約)。太虛大師抵達奉化雪竇與蔣公長談竟日，又相偕吳禮卿、張文白，遊千丈巖。次日，適逢中秋佳節，大師寓溪口文昌閣，相與賞月，並為蔣公夫婦(經國先生之母)，及吳張等略講心經大意。大師並即時賦詩，有「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難忘是中秋」句。北伐以後的中國佛教，其所以未為革命浪潮所摧毀，以及日後中國佛教會得順利組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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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與「此夜此人有關」，並且挽救了佛教的滅亡，奠定中國佛教生存的基礎!大師贈 蔣公隱歸詩曰：
黨國安危繫，青山未是歸;出曾驚鬼侮，退豈貽人譏!
此日藏雲豹，他年縳海豨;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違!
太虛大師返甬，致函申謝，並告將赴歐美宣揚佛教，蔣公轉囑陳果夫先生贈資三千元，以助旅費。
民國十七年一月 蔣公復任總司令職，春間又遊覽杭州靈隱寺，再度與太虛大師會晤，並與太虛、玉皇(又名卻非)三人合影以為紀念。是年六月二十三日蔣總司令又電邀太虛大師遊南京。太虛大師隨偕瑩照自上海赴京，寓毘盧寺，謁 蔣公於總司令部，次日偕遊湯山。這時中山大學教授邰爽秋，正計劃改僧寺為學校，佛教滅亡迫在眉頭。因之，太虛大師乃與蔣公談及：
「佛學為世界人類最高理想的表現，其救世之精神，非其他學術宗教所可及。必適應時代之思潮， 國民之生活，方可推行無阻。際此訓政伊始，百廢維新之際，最好能組織一能統一僧俗兩界之佛學團體，俾收民富國強，政修俗美之效。」
蔣公贊成太虛大師的意見，並作函介紹往晤譚組安、蔡孑民、鈕惕生、薛子良(篤弼)、王儒堂(正廷)、李協和(烈鈞)、張子珉(靜江)諸氏洽商進行。(註五)
(三)太虛大師上書國民政府
這年夏，第五次中央執監會議於南京。太虛大師迫於當時佛教處境，乃上書國民政府及中央執監會請願書，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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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請願事：竊維先總理之三民主義，為中國文化及近代思想之精華所萃，其精深博大，能容納且發揮各時代各民族之特長，尤為救國救世不刊之典。故現今中國之佛教，亦應以三民主義為準繩，革除帝制時代之弊習，發揚大乘佛法之正義，以明三民主義自由平等親愛互助之精神，而謀佛教之新建設。一方面改善僧眾之生活，及增進其智識;一方面昌明佛學，以開濬民智，輔成民德;並舉辦學校、醫院、工廠等社會事業，以盡佛教徒之本分。
>然非有全國佛教嚴密統一組織，不足以完全實現。而近今各地方黨部及地方政府，每有誤會組織佛教團體為提倡迷信者。至對於佛教徒集會結社，請求立案備案，輒加否認。此應請願全國佛教團體組織者一。又欲追隨三民主義，以建設新中國之佛教新事業，非應用晚清以來一再摧殘剝削所僅存之寺產，無以安定僧眾之生活，而為國家社會服務。但近今各地方政府，各地方黨部，乃至地方公共團體，每有主張處分寺院財產者，以致全國僧眾，騷然不可終日!此應請願保護全國寺產者二。又據江、浙佛教聯合會送交國民政府秘書處來函，內載大學院內務部所審核該會整理僧伽之方案，謂應規定僧職業。使僧人於修持之外，從事工作，衣食有所自給，深符佛說資生事業不違實相之意義。但僧眾十之六七，本以務農作工為生活，若能許由佛教團體自加整理，不難漸臻完善。其一部分專修佛學者，例同學校學生，或學問之專門研究者，自應有相當供給;所餘以辦理寺務及宣講佛典為職司者，亦猶教堂牧師，團體幹事，同為服務社會，應受報酬。此應認可佛教僧眾之職業者三。
>夫佛教僧徒同立在三民主義之全民革命聯合戰線上，一般奮勇精進，以求中國民族之自由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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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動為各地方黨部政府以至民眾團體，任意蹂躪，豈得謂平?某某等迫此集合首都，恭詣鈞會，籲懇鑒核，批示祇遵!不勝屏營待命之至!」(註六)太虛大師書上後，中央政府對此頗表重視。
(四)中國佛學會成立
七月二十八日，太虛大師於南京毘盧寺成立中國佛學會籌備處，開預會三日，戴季陶、李協和、張之江三氏都有講演和談話(見中國佛學)。這就是得蔣總司令介紹訪問諸氏的結果，初擬稱「佛教會」，以蔡孑民、張靜江等，謂此時不便提倡宗教，以設立「佛學會」為宜。自民國四年袁世凱撤銷「中華佛教總會」，代以管理寺廟條例以後，民國六年，章嘉大師與靜波聯合呈請組織「中華佛教會」，亦未獲准立案。民國十年，太虛大師又聯合白普仁、莊思緘等組織「五族佛教聯合會」，亦未能實現。至此，因得蔣公支持亦僅獲准成立「佛學會」，尚不能揭出「佛教」名義，可見當時佛教在「國民政府」統治下，處境是何等艱難，猶如人家的「小媳婦」，尚不能公開露面，其視佛教為何如?
會議決定，推觀同、惠宗、王一亭等為籌備主任，並成立「佛教工作僧眾訓練班」。太虛大師形將出國，赴歐弘化，則由唐大圓負責。由甯達蘊負責編「中國佛教旬刊」，太虛大師發表「恭告全國僧界文」(註七)，告以先組「佛學會」，催開佛教徒代表會議，告以即將出國，希各方好自為之。這時中國佛教雖有正式的組織，但亦僅屬雛型而已。在此前後，太虛大師發表有關維護佛教論文，則有「佛教僧寺財產權之確立」、「條陳整理宗教文」、「致薛篤弼部長書」，及「呈國民政府請願文」等，以此呼籲中央政府及各界人士注視佛教於民主政治所處之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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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七年，太虛大師出國後，「佛學會」開始發生變化，常務會議議決，另組佛教會，南京為國民政府首都，全國性的人民團體，應設在首都所在地，政府早有明文規定。當時在南京會議時，圓瑛猶多表示贊同，那知回到上海後，即為上海名流居士所包圍，竟主張佛教會設在上海覺園，南京設立辦事處。顯然意在便於控制。當時佛學會的同人，以圓瑛一系人既主張另設佛教會，只有保留佛學會名義，藉視其變。王一亭居士對圓瑛等主張雖表贊同，却主張佛教會會所應設於首都，設於上海覺園極不妥當(海刊九、十一、史料)。同時「佛學會」既經政府同意成立，揭開「佛教會」名義，政府能否核准，猶在兩可之間。於是，王一亭居士在無可辦法之時，又面請蔣總司令， 蔣公對王一亭表示(註八)：
「一、真正依佛教行持的僧徒，可以保存。二、藉教育以造就有知識的僧徒，可以保存。三、寺院須清凈莊嚴，不可使非僧非俗人住持。且對於社會，要辦有益的事業，可以保存。」
蔣公這番訓示，不獨對佛教愛護備至，即對佛教正邪的辨別亦最清楚。政府對佛教既給予如此新生的機會，理應有一番作為，無如僧徒中一班頑固派，以及一般名流居士別有用心，從中製造是非，使得佛教不能團結，不特殊負總統蔣公愛護佛教的德意，亦復有負當時正信居士之期望。北伐以後之中國佛教在 蔣公愛護之下，未能把握空前的機會，實行佛教改革，殊屬佛教之大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