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淨慧法師之前，在石家莊市河北省佛教協會的辦公樓上，我見過一幅老和尚的畫像。畫面上的老和尚很嚴肅。
第一次見到淨慧老和尚，是在柏林禪寺普光明殿前。
我和幾位朋友跟隨熙熙攘攘的人流參觀、遊覽柏林禪寺，看過了趙州和尚塔，來到普光明殿前。恍惚間，有人說：淨慧法師來了。
引頸望去，一位長者，白淨面皮，身著僧衣，一臉慈祥，從遠處走過來。他的目光久遠，他凝眸的世界，似乎與我們這些匆匆過客並不相關。我和大家一起，見他走近，雙手合掌，他也微笑著合掌。
有人要與他握手，老和尚停下腳步，微笑著和想握手的人們一一握手。握手者掏出名片遞上，有人介紹與老和尚握手者的的官銜、身份。
與老和尚超然的微笑相比，世人所孜孜以求的那些用職務的大小或者鈔票的厚度來證明的浮名，是一種累贅。
那些稱謂是什么?
一種臨時的現象，一種轉瞬即逝的狀態。
在老和尚眼裏，這些浮名，是遠離了生命實相的過眼雲煙、鏡花水月。
握手已畢，淨慧老和尚合掌，說：“阿彌陀佛，請各位到後面隨喜吧。”
言罷，悠然自在的他，垂下長袖，飄然而去。
望之儼然，即之卻溫。
淨慧法師和他倡導的生活禪，在大陸佛教界影響甚巨。
這是因為淨慧法師對佛教事業所作的貢獻，而非他擁有的諸多頭銜，諸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河北省佛教協會會長、曾任《法音》雜志主編、柏林禪寺退居方丈，等等。
對於那些稱謂，淨慧老和尚從來都是一笑了之。老和尚說：“那些浮名，還不如浮雲來得真實，對於解脫，一點作用都沒有。”
參學生活禪的人，總想對淨慧老和尚多了解一些。
1934年，一個冬日。一個一歲半的嬰兒被抱進湖北黃岡縣汪集仙姑廟。
哇——哇——，哭聲打破了山門的寂靜。當家的比丘尼海善法師從來人手中接過嬰兒仔細審視，發覺這孩子雖面色焦黃四肢細瘦，但深陷在前額下的兩只眼睛卻很有生氣，她的臉上不由地露出了幾分欣喜。一直侍立在旁的孩子的父親，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這繈褓中的嬰兒，就是後來的淨慧法師。
因為家貧，他一歲零五個月便被父母送進廟裏，未滿一歲半就在佛門氛圍中耳濡目染，這段經曆堪稱奇聞。
汪集仙姑廟是鄉下小廟，管廟的海善、仁德二尼師原來也是窮人，心地非常善良。她們給孩子起名為“如意”，盼望萬事如意。
春去秋來，小如意漸漸長大了。廟裏做法事，他在外面聽，早晚燒香也能去幫個忙。
15歲時，如意離開汪集仙姑廟，到武昌普渡寺受沙彌戒，得法名“淨慧”，開始了正規的寺院生活。
1951年初，聽說虛雲老和尚駐錫的廣東雲門山大覺寺要開壇授比丘戒，淨慧法師興奮不已。
虛雲老和尚是禪門巨匠，當時年已過百，能在他門下受戒，該是多么榮幸!懷著無限憧憬，18歲的淨慧法師不遠千裏前去投奔。
虛雲老和尚並沒有答應傳戒之事，給了淨慧法師一把鋤頭、六斤花生種籽和一畝荒地，讓他先去種地。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虛雲老和尚發現淨慧法師是個好苗子，終於答應，讓他在雲門寺受比丘戒。
1952年，淨慧法師成為虛雲老和尚法嗣，老和尚為他起法名“妙宗”。虛雲老和尚教導他：“人生在世，無論士農工商，欲求不虛生浪死作——有用人物，首要立志高尚。蓋志高則趨向上，人格自高;志卑則趨向下，人格自卑。”
授戒後，淨慧法師有幸隨侍巾瓶，為虛雲老和尚作侍者，其後在寺院裏任副寺、監院等職，接傳虛雲老和尚的法脈。
1956年9月，中國佛學院在北京成立，虛雲老和尚鼓勵淨慧法師報考。
淨慧法師沒有辜負虛雲老和尚的苦心，順利通過考試，成為第一批學僧。他學業精進，才與日長，普通班畢業後，又繼續向上，成為佛學院第一批研究生。
師從虛雲老和尚之後，淨慧法師對於老人的言教事跡，向所留心。1959年，虛雲老和尚甩袖西歸的消息傳來之後，淨慧法師大慟，痛悼之餘，為報師恩，他著手彙集、整理虛雲老和尚的法語、詩詞、開示。
1962年，虛雲老和尚圓寂三周年之際，由淨慧法師編輯而成《虛雲和尚法彙續編》付梓流通。誰也想不到，這本裝潢並不精美的油印小冊子，給淨慧法師帶來的，是無窮的災難。
1963年9月，淨慧法師被打成“右派”，強迫到鄉下，進行勞動改造。
煙波淼淼無處尋，此去春秋十五輪。保任參禪從不輟，冬雪化時滿目春。
我過了十五年的右派生活。盡管我最好的時間在這十五年度過了，但是從人生的經曆來講，這十五年我現在還在受用。我能夠有現在這樣的胸懷和體魄，對各種事情能夠有一定的經驗，包括蓋房子、種地、待人接物，這些經驗都是這十五年中積累起來的。我很感謝這十五年。我的感謝絕對不是諷刺，確實是從內心裏表示感謝。這十五年中假設我不是右派的話，作為一個年輕人，對自己把握不住，不知在十五年當中會做出什么事情來。我在中國佛學院讀書，要畢業的時候就打成右派了。盡管在那裏讀了九年書，實際上並沒有拿過畢業證。文革期間，很多同學正正反反都牽連進去了。我因為離開了北京，所以沒有卷入文革的是是非非之中。
1977年有個52號文件。那時鄧小平主持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對全國所有的右派、五類分子一起摘帽。因為我的檔案轉來轉去轉沒有了，沒有機會摘帽子。52號文件以後，有人問我說，所有的五類分子都摘了帽子，怎么你的帽子還沒有摘啊?我說我也不知道啊。他們就叫我去找。我只好硬著頭皮到我家鄉縣裏的統戰部，找來找去說檔案沒有了，而且名字對不上號。我原來的名字叫淨慧，文化大革命反對封資修，宗教迷信的名字更不能要，就起了一個名字。我俗家姓黃，村裏的鄉親父老給我起了一個名字叫黃建東。一個右派起了這樣鮮紅鮮紅的名字，我感到是對我的鞭策和鼓勵。有這么好的名字，我感到學是很有希望。所以人家只曉得有黃建東，這淨慧到哪裏去找呢?終於找到黃建東的檔案，黃建東沒當過右派，只有淨慧當過右派，兩者對不起號來。結果怎么也找不到我被劃為右派的檔案。不管有檔案沒有檔案，既然是右派，就給摘了帽子。這是1977年冬天。摘了帽子以後，七八年就不要參加勞動了，叫我在一所中學教了一年書。七八年冬天，中央統戰部有一個調令，要把我調回北京。
1979年過了春節，大概是二月八號，我離開家鄉准備重返北京。在這裏，我想講一個關於養我的那位比丘尼的故事。1950年她被迫還俗，後來生了一個孩子。不管她是否還俗，她都是我的恩人，是養我的母親，我總是這樣認為。我落實政策回北京之前，先去她那裏辭行。她非常依依不舍。她對我說：“你這一去很久不會回來了，我的身體又不太好，希望我去世時你能在身邊就行了。”我說：“你要有病，打個電報我就回來。”她說：“我恐怕你回不來。你要不在身邊，我這一輩子出家一場就等於是白辛苦了。我非常希望我閉眼睛時你能夠在身邊。”這是她正月初四晚上說的話。正月初五我就准備離開她，回到我自己的老家去。第二天早上九點左右，她做了飯讓我吃。我就背著小書包離開養母的家。我走出不到二十米，她就從坐著的椅子上躺下去了。他們趕快叫我回來。我回來一看，她全身出冷汗，就把她抱到床上。這時是十點左右。到下午三點，她就去世了。雖然她不是我親生的母親，但她這種依戀之情使我非常感動。我沒有想到在我要離開她的時候，能夠使她的願望得到滿足。我在那裏為她助念、入殮、送她上山，然後才離開。她的願望實現了，我也最終報答了她撫養我一場的恩德。這件事使我對人生的感觸特別深，盡管那時我已經四十多歲了。人與人之間這種情感，在生離死別之際有這樣的感應，對我有很大的教育。
1979年，政府改變宗教信仰政策，淨慧法師得以抖落一身舊風塵。
1979 年，我回到北京住在廣濟寺。那時我已經四十五歲了，一切都得從頭學起。在十五年的勞動中，我所有的書都給燒掉了，僅僅留了一本功課本和范文瀾所定的《中國通史》。到北京後，一切從頭開始。盡管我在佛學院待過九年，本科、研究班、研究部都待過，但那時的學習以搞運動為主，沒有很好地系統學一點東西。我現在掛了很多的名堂，這個主編，那個主編，實際上我肚子裏並沒有什么墨水，不像現在這些法師，有好的環境，能夠在國內學習，又能夠到國外留學，能受系統正規的教育。我對他們的學法因緣，實在是非常羨慕。我自己從青年時代一直到中年時代，都處在國家社會大變革的時期，沒有很好地學習求法的因緣。
這一段歲月，明海法師在《隨師學禪》，略有記載。
有一次師父給我講起勞動改造的情形。數九寒冬，淩晨兩點起床，步行二十幾裏到工地挑土，到天黑收工，他有一陣子患浮腫，渾身無力，還得堅持幹。中午休息的時候，他就找一個背風的地方，大草帽蓋住臉，盤腿打坐。“你那時想到過前途嗎?”出於文學的想象我這樣問他。“沒有什么具體想法，但相信那樣的現實只是暫時的。”
師父這一代僧人真是命運多舛。他們年富力強的歲月幾乎都消耗在那場劫難中，而當轉機出現，複興奄奄一息的佛教的重任又落在他們肩上。
1987年10月，時任中國佛協常務理事、《法音》主編的淨慧法師，陪同“中日友好臨黃協會”第七次訪華團，參拜河北趙州柏林禪寺趙州祖師塔。
當時，這座有1700年曆史的禪門古刹，除了殘破的祖師塔和二十幾株古柏外，竟然沒有一座殿堂，沒有一尊佛像。
祖庭廢圮至此，淨慧法師作為宗門之後，不禁熱淚滿眶，吟出“寂寂禪風千載後，庭前柏子待何人”的感傷詩句，決心要為複興祖庭而努力。
1988年，河北省委統戰部禮請淨慧法師來河北。是年，河北省佛教協會成立，淨慧法師被推舉為會長。同年，河北省政府批准柏林禪寺作為宗教場所開放，交河北省佛教協會管理並籌資修複。
籌集資金，並非易事。淨慧法師沿門托缽、十方募化，從中國大陸到香港、台灣，到美國、法國、泰國、新加坡、日本，行程數萬裏，終於感動各方善信和施主。
十年辛苦，平台湧樓台，法幢得重豎，一座嶄新的柏林禪寺，赫然世人眼目。中興後的柏林禪寺，占地80畝，由山門到萬佛樓，前後共有五重殿宇，建築面積達一萬五千多平方米，規模之巨，冠華北之首，不愧“京南第一名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