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空闊，做事要實在
南懷瑾說：每一個人的氣度、知識范圍、胸襟大小都不同。如果要立大功成大業，就要培養自己的氣度、學問、能力，像大海一樣深廣才行。要夠得上修道的材料，也要像大海一樣汪洋才行。佛經上形容“如來如大海”，講阿彌陀佛的眼睛像四大海那么大，我們的眼睛小得很，有時候連眼白還看不見呢!
經典回放
選自《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原文】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譯文】現在你有五石大的葫蘆，為什么不考慮做一條船，漂遊在江湖之中，卻擔心沒有什么容得下它呢?大概是因為您有一顆塞滿了蓬草的心吧!
大師釋疑
瓠：葫蘆。
大樽：大船。
蓬之心：蓬草堵塞的心。南大師解釋，猶如現在罵人“草包”。
學道一得：做人要虛實兼備
莊子在《逍遙遊》中記錄了他跟惠子論葫蘆無用、有用的故事。他的話裏面存在著明顯的邏輯錯誤，我很奇怪學莊子的人為什么總是忽略這些邏輯錯誤而專注於他得出的結論。
惠施說：“魏王送給我大葫蘆的種子，我種成功了，結出一個五石大的葫蘆。用它盛水吧，它的堅固程度還不足以承受自身重量;把它剖開了做器皿，卻沒有什么能容納它。我因為它沒有用，就砸爛了它。”惠子是用大葫蘆比喻莊子只會誇誇其談講大道理，不切實際。讓他去做事，他沒有承擔責任的能力;讓他去做官，又沒有什么職位能容納他。
莊子反駁說：“你太不會用大東西了!”他還用一個故事打比方：宋國有家人善於做“不龜手之藥”，塗上後不生凍瘡。他們憑借這個秘方，世世代代做漂布生意，都不會傷手。有個說客聽說這件事後，就花百金買走了秘方，然後到南方去遊說吳王。吳王命他做了水軍主將。冬天和越軍進行水戰時，吳國水軍塗了他的藥，不生凍瘡，因此大敗越國。這個說客立了大功，得到了吳王的封地。
莊子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不同的東西在智能不同的人手裏有不同的用途，得到的結果也大不相同。這個觀點應該說是正確的。莊子進而嘲笑惠施：“現在你有五石大的葫蘆，為什么不考慮做一條大船，漂遊在江湖之中，卻擔心沒有什么容得下它呢?”
為什么說莊子的話中有邏輯錯誤呢?第一，這個大葫蘆的堅固程度還不足以承受它自身的重量，把它做成了船，誰敢放心做它的乘客呢?一個小小浪頭打過來，它就受不了。我猜莊子可能沒有見過驚濤拍岸的情景，否則他就不會輕易出一個“浮乎江湖”的餿主意。這分明是想當然嘛!以此觀之，惠施說他的理論大而無當，並非沒有道理。
天下事，想一想、說一說都很容易，做起來就很不容易。比方說像莊子這樣遊戲天下當然好玩，可是沒有經濟實力，就實行不了。俗話說：“人是鐵，飯是鋼，三頓不吃餓得慌。”一開始把自己想得很清高、很灑脫，等到肚子餓了，又不得不像“俗人”一樣給人打工賺飯吃。到世界各地旅遊，很瀟灑，很快活，可是買得起飛機票嗎?住得起旅館嗎?想得雖好，條件不足，“浮乎江湖”的願望就實現不了。
莊子是天下名士，他沒錢吃飯了，能向國王借到糧食，走到哪裏，別人都要給他幾分面子。他具備遊戲人生的條件。所以，他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都不是我們普通人能效仿的。
當然，也不能說莊子的理論一定不對。因為他強調神遊天地之間，而不是真的坐著一個葫蘆身遊江湖。在制造幸福方面，人的心靈有無窮的潛力可挖。修為高的，能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對我們普通人來說，暫時還合不了一，平時做做“白日夢”也不錯嘛!這能夠讓心緒暫時從現實的困撓中擺脫出來。有的傻瓜說做“白日夢”不好，有什么不好?凡事過分才不好。沉溺於“白日夢”中，什么事也不幹才不好。偶爾做做“白日夢”，其實蠻好的。
第二，莊子講的故事中，過於強調“不龜手之藥”的作用。那個說客取得吳王的信任，靠的是口才和見識;他率領軍隊打了勝仗，靠的是指揮才能和吳國將士的英勇善戰。“不龜手之藥”雖然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當年共產黨軍隊缺醫少藥，並沒有因此輸掉戰爭;國民黨軍隊不缺少這些東西，該打敗仗的時候還是要打敗仗。
不可否定，有些東西，有些才能，在不同的人手裏確實能發揮不同的作用，但我們不要過於強調它們的價值，更不要依賴它們。世界上任何事業的完成，都是多種人、多種資源、多種才能共同促成的，一個人通常不具備所有成功要素，因此要強調合作。有的人挾一技之長，傲視天下，輕視合作，這種人是不可能有出息的。
在莊子眼裏，惠施是一個“草包”，讀過莊子之書的人，可能也覺得惠施格調很低、很平庸。其實，惠施是戰國時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論辯奇才，和公孫龍並列為名家的代表人物，也是莊子的朋友。惠子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無限概念：“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可惜他的著作多已亡佚，只能從其它諸家的論述中看到他的言行片段。惠施的學說強調萬物的共相，他認為事物之間的差異只是一種相對的概念。惠施還提出了“山與澤平”、“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為牛”、“火不熱”、“矩不方”、“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等悖論，它們對西方思想界也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
惠施像莊子一樣，很善於用打方的方式說明問題。比如，他談到信賞必罰的重要性時，打過一個比方：如果讓一個像後羿一樣善射的人持弓射箭，即使是不認識的越人，也願意為他舉起靶子。如果讓一個小孩持弓射箭，他的母親也要嚇得躲進房裏，把門關起來。由此他得出結論：“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因為越人對後羿的射技異常信任，而慈母對孩子的射技不放心，怎么會給他當活靶呢?以此推之，為政者想讓百姓追隨，首先要信賞必罰，取得百姓的絕對信任。
在為人處事時，惠施的風格跟莊子大不相同。惠施務實不務虛，這可能跟他的經曆有關。作為一個政治家，不務實不行。光在那時空談，做不出實事，老百姓肯定會罵他，國王也會炒他魷魚。惠施確實做出了很多讓人稱道的實事，他出任魏國宰相十七年，制訂了很多善政，為魏國百姓帶來了很大的福利，深得人民擁護。魏國國富兵強，他有很大的功勞。後來他還成為繼張儀之後“合縱”的組織人，在各國都享有很高的聲譽。如果當時像今天一樣評選十大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肯定能名列其中。
莊子務虛不務實，這也跟他的經曆有關。他除了做過漆園(今安徽蒙城縣)小吏外，就沒當過正經官。後來他名氣大了，楚威王曾派人邀請他到楚國當官，他卻拒絕了。由於不承擔實際工作，所以他的主要影響是言論。光是說話，也不用為後果擔心，反正就算說錯了，也不會把糧食說得減產，更不會把房子說得塌下來。這樣，他對自己的話是否可行，難免關注不夠。惠施就不同了，他說的話往往代表國家政策，老百姓要執行的，說得對不對，關系極大，所以不能瞎說。
總的來說，莊子的影響主要在思想方面，惠子的影響主要在政治方面。同為學者，其實是不同的兩種人，缺乏可比性。莊子瞧不起惠子，似乎沒有什么道理。後來的文化人，也像莊子一樣，往往瞧不起其它行業的人，認為他們俗氣、格調太低。不知是莊子保留了中國文人的老毛病，還是後來的中國文人學到了莊子的毛病?反正有這種偏見的人，境界都很低，包括莊子在內也是如此。因為有所偏執，並沒有達到莊子自己所推崇的“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的境界。
如果把惠子的務實、莊子的務虛合起來，境界就高了。在做事時腳踏實地，在做人時心要虛遠。這是老子和孔子的境界。孔子固然以“出世” 為目標，老子也沒有刻意遁世。他是年老退休才當隱士的。就像那首歌所唱：幹了幾十年革命工作，如今也該歇歇啦!莊子年紀輕輕就當隱士，肯定心有偏執。一個人看不慣天下事，雖然無力扭轉，去做一些工作，使事情稍微好一點，也算盡到了做人的責任。只會說大話，發牢騷，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