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東晉後期，出了個佛教哲學大師——僧肇。
僧肇俗姓張，京兆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人。為了維持艱難的生計，早先，僧肇總是靠代別人抄書糊口度日。日長時久，歲月漫漫，從僧肇筆底流過的古籍真不知有多少哩。平時，雖說他最服膺老莊之道，可是歎息此道對於玄微境界的追求探索，還沒能夠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後來，當他讀到三國吳國支謙翻譯的《維摩詰經》，方才歡喜頂受，披尋玩賞，認為是找到了“所歸”，並因此而喜滋滋地出了家。
僧肇不愧是個思想家。此後。在他所著《肇論》中，通過《不真空論》、《物不遷論》、《般若無知論》，完整地闡述了自己的佛學思想體系。尤其在《不真空論》中，以他“非有非無”的思辨睿知，把佛教所謂的“空”，發揮得淋漓盡致，妙不可言。為此，他的老師，著名佛經翻譯家姚秦鳩摩羅什十分動情地說：“秦人解空第一者，僧肇其人也。”
佛教哲學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現象，都由原因和條件的和合而生起，而“有”;也都由原因和條件的滅絕和消解而 “無”(空)。這就是有名的“緣起”說。從釋家眼裏看，事物存在的本身，並不是“有”，必定待緣然後才“有”;現象既然已經生起，所以也不能說是“無”。
既然佛說的“有”是假名為“有”，而不是真正的存在，所以僧肇發揮：世界上並不存在任何“真有”的事物和現象。道理很簡單，因為不待緣而有，也就是不依靠緣起然後才有的事物和現象，才有資格稱得上是“真有”。這樣思維的結果，“有者非真有”、“雖有而非有”的說教便就瓜熟蒂落地降生了。
同樣道理，既然假名為“有”，那么“無”也不是絕對空無一物的“無”，而是與“有”相對統一而存在著的一種“無”。無論是“有”還是“無”，由於都是“因緣和合”的結果，所以只不過是同一事物的兩種說法而已。也正因為這個緣故，便就另有所謂“雖無而非無”、“無者不虛絕”的說法。
至此，僧肇 “非有非無”的思辨學說，可以說是大功告成了。所謂“非有”，意即為“無”;“非無”，意即為“有”。“有”者不是真有，“無”者不是真無。問題的實質，在於刨根究底的結果，世上一切事物和現象，也就是存在的本身，都是虛妄不真實的、空的。佛經所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物質由因緣而生起的一種存在形式，“空”即“雖無而非無”。這用僧肇《不真空論》的話來說，就是：“雖有而無，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所謂非無。如此，則非無物也，物非真物;物非真物，故於何而為物?故經雲：‘色之性空(物質的本性不真而空)，非色敗空(不是物質的敗壞後才空)。’以明夫聖人之於物也，即萬物之自虛，豈待宰割以求通哉!”
正是為了更加精確地說明和把握這種不真所以才空，不真所以即空;這種不能簡單地用有還是無來表示的物象存在，所以僧肇才動足腦筋，借助於“非有非無”的思辨方式，亦即“妙有”的方式來加以論證。
為了把這種難以理解的“有”、“無”思辨哲理，變得形象而觸摸得到，明朝的袁宏道曾在《西方合論·理諦門》中，把“無”和“有”描述為：“言無者，如水月鏡花，不同龜毛兔角;言有者，似風起雲行，不同金堅石礙。”龜毛兔角是絕對的無，金堅石礙是絕對的有。
肇論的這種思辨方式，把客觀事物生成的原因和條件，和客觀事物的真實性捏在一起，等同起來，並由此而得出“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無，事象既形。象形不即無，非真非實有”、“則不真空義，顯於茲矣”的結論。從我們今天的立場分析，暫且不說這種理論的是還是不是，但在一千多年前的東晉時期，僧肇的這種思辨多少包含了事物的生成和毀壞、存在和消亡等辯證因素，所以可謂是深邃並具有一定的厚度。
僧肇以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中國化了的佛教哲學，終於以自己的雄厚實力，登上了中國哲學的寶座，足以和魏晉玄學分庭抗禮，此後並與儒、道鼎足而三，並肩起坐。
從古及今，不少人在人生問題上，抱“不即不離”處世哲學而活得優哉遊哉的，這多少受到僧肇這種“非有非無”佛教哲學思想的啟示。你難道沒聽說過人生富貴榮華，猶如水月鏡花般的老古話嗎?既然如此，那你又何必為追求這水月鏡花般的榮華富貴，而迷失可貴的自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