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其實扮演了文化傳遞者的角色，他們所傳遞的信息往往是“憤怒和恐懼是負面的”，在他們看來，我們不可以自然地表達自己的需求與挫折感，否則就會被認為 “你很壞，你很礙事，你真沒出息”。大部分人從父母那兒了解到的仍是，我們的欲望、恐懼和想法根本無足輕重，若想有所歸屬，我們就得與眾不同、高人一等。
某堂禪修課上，我的一個學生傑夫告訴我，上一堂禪修課上，他的腦海中突然浮現出一段記憶。那時他7歲左右，跟哥哥玩耍時受了傷，於是他哭哭啼啼跑去廚房，黏著正在忙活的媽媽，要她教訓哥哥;媽媽突然停下手邊的工作，轉身插著腰，臉上露出煩躁輕蔑的表情，傑夫已經不記得她到底說了些什么，卻記得她那整個模樣分明像是在說：“別老是求人幫忙好嗎?”
長大成人後，傑夫終於了解到，母親生長在一個家煩宅亂的大家庭，學到的是孩子必須懂得保護、照顧自己;因此當傑夫哭哭啼啼或纏著別人不放時，她就會對他的“懦弱”感到很生氣。我們的文化向來強調獨立自主，認為這些特質對男人而言尤其重要。盡管傑夫也了解這種文化的缺陷，但是仍不免認為他的需求會讓自己顯得缺乏吸引力、不受歡迎，甚至很差勁。正如我們大多數人的狀況一樣，有所求引發了羞愧感，甚至連“請求幫忙”這類字眼都會讓傑夫覺得不安。
父母和社會文化都教導我們，人生來就有瑕疵(正如伊甸園故事所反映的信息一樣)，於是我們逐漸以為自身就是有瑕疵，於是一步一步陷入缺乏自我價值的迷惘中;我們花上許多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企圖成為他人心目中的模樣，企圖讓自己變得“更好一點”，以便重回伊甸園。
避重就輕、小心行事，代表我們希望避開冒險的情境——但是這類情境卻遍布生命之中。我們可能不願接下領導者的職位或責任，可能不願冒險和他人建立真正的親密關系，我們可能會壓抑自己，不願表現自己的創造力、不願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不願玩樂、不願談感情。
我們總是對結果做最壞的打算。對於生活中發生的事，我們絮絮叨叨地自說自話、編織妄想情節，活生生地把自己從赤裸裸的恐懼和羞愧感中拉開;我們只關注：必須做的事、尚未解決的狀況、未來將面臨的問題、他人對我們的觀感、他人是否迎合(或未迎合)我們的需求、他人是否幹預我們或令我們失望。有個流傳已久的笑話說，一個猶太母親發了通電報給兒子：“先開始憂慮吧，細節隨後就到。”活在抽象莫名的焦慮中，使我們在真正的問題來臨之前，就預先啟動思維，編織悲劇情節,做最壞的打算。
總是閑不下來。讓生活充實忙碌，是一種社會普遍認可的遠離痛苦之道，我們不是常聽說，某人痛失親人但是卻因為“保持生活充實忙碌而調適得很好”?如果讓自己停下來，就會有陷入不堪忍受之痛苦的危險，感到自己既孤獨又毫無價值。因此我們倉皇地試圖填滿自己的時間、身體和心靈。我們可能會購買新物品、迷失在言不及義的八卦閑談之中;只要一閑下來，我們就上網查看電子郵件、聽音樂、吃點心、看電視，做任何事以求掩埋那些潛藏在內心深處的脆弱感與缺陷感。
嚴苛地批判自己。內心從不間斷的評論始終在提醒自己，我們總是搞砸一切，而他人的生活是多么美滿。我們常常接著父母的指責，尖銳地批評自身的過失。正如漫畫家朱爾斯•菲佛①(Jules Feiffer)所說：“我遺傳了爸爸的長相、爸爸說話的模式、爸爸的儀態、爸爸走路的樣子、爸爸的想法，並且學會了像媽媽一樣鄙視爸爸。”批判自己的瑕疵，讓我們自以為似乎可以克制沖動，掩藏弱點，或許還能改善自己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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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爾斯•菲佛(1929~ )，美國漫畫家、作家暨劇作家，自2000年開始寫童書。其漫畫作品結合了社會、政治及個人觀點，融合為極其幽默的漫畫。
總是注意他人的缺失。俗話說，世界上只有一種人，就是認為自己一向正確的人。我們愈是自感有缺陷，就愈難以坦承自己的過失，而怪罪他人卻能幫助我們暫時卸下失敗的重擔。
令人難堪的真相卻是，上述種種對策只不過強化了不安全感，持續支撐著我們缺乏自我價值的迷惘;我們愈焦慮地編織故事，告訴自己未來可能會遭遇失敗，或者不斷地注意自己和他人的毛病，就愈習慣性地認為自己有缺陷。我們愈是掩藏自己的失敗，那種覺得自己有所欠缺的恐懼就會愈發強烈;當我們努力想獲取他人的好感，或亟欲超越他人時，我們就愈發強化了“自己本身根本就不夠好”的潛在信念。並不是說，我們跟他人不能有良性競爭、不能全心投入工作、不能承認自己的才能並為之自豪;而是說，假使我們的一切努力建立在害怕自己有瑕疵的動機上，就會加深缺乏自我價值感的迷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