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在大陸參學時，雖然生活貧困，經常穿著滿是補丁的衣襪，但保持整潔威儀始終是寺院叢林的法師們對自己最起碼的要求。來到台灣，我卻看到僧侶們足穿木屐，頭戴斗笠，身著短衫，手撐雨傘，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師表，不但手拿包袱，滿街奔走，而且購物還價，爭先恐後。目睹於此，更是痛心疾首。為了向生活的陋習挑戰，我不但在佛教雜誌上多次撰寫有關四威儀的文章以資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學院之後，便訂立規約：不穿長衫，鞋襪不整齊，不可以出門；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當空，也不准攜帶雨具。現今各個佛寺道場對於叢林生活禮儀逐漸講究重視，我雖不敢居功，但起碼證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別人，從自己先做起，會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經有一段時期，我常到富家信徒應供。有一次，台灣警務處處長陶一刪先生曾辦一桌素齋，與我對談，餐畢之後，又用豪華轎車送我坐頭等火車。到了高雄下車的時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對於自己這種貪慕虛榮的心理感到極為憎惡，為了徹底地向自己的貪念革命，從此我經常到鄉間小徑，偏僻村莊布教，像旗山、美濃那一帶的山地，我不知來回多少次；東勢、後裡、銅鑼、火炎山，也是我經常路經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腳的足跡。就這樣，我終於逐漸走出我心內的佛光山來。
我年輕時，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後兩面不一的假道學、掛羊頭賣狗肉的偽君子。尤其事關佛教時，我往往不惜與人抗爭。例如，為了智光商職，我曾和南亭長老爭執；為了《人生》雜誌，我曾和東初法師辯論；為了教會制度，我也曾和白聖法師多次議論，常常都是弄得不歡而散。後來我自覺雖是理直氣壯，但也未免過於剛直。有感於此，我到處設立托兒所、幼稚園、兒童班、星期學校，希望從幼兒的慈愛做起。我也走遍城市鄉野、神廟廣場，給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遍台灣全省的大小監獄及離島的看守所，期能藉此讓不幸誤入歧途的人獲得重生。現在我經常自豪地向徒眾們說：“我在台灣五十年，從來沒有對信徒動過嗔心，從來沒有罵過一個信徒。”想當初如果不向自己的嗔心革命，何能至此呢？
我的朋友當中，煮雲法師最沒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範。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好處，都讚嘆隨喜；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成就，都恭維羨慕。每當受到嫉妒我的人給予我無情的傷害時，想到他的寬容無爭，總是令我慚愧不已，既而捫心自問：“難道我不曾嫉妒過別人？難道我不曾在無意中傷害過別人？”從而砥礪自己“爭氣，不要生氣；好強，但不逞強”。後來，我不斷提倡“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精神，並且身體力行，不曾間輟。多年來，雖譏毀不斷，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計較，甚至因此而化敵為友，轉危為安，當初能向自己革命，誠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來時路，無時無刻不是在兢兢業業中防範身口意業的過失，深深感到心中八萬四千種煩惱猶如八萬四千個盜賊，一不小心，便會落入它們的牢籠之中，難於出離。所謂“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將軍主帥能行令，不用乾戈定太平”。我們唯有自己不斷地提起正知正見，不斷地“向自己內心的煩惱盜賊革命”，不斷地改心、換性、回頭、轉身，不斷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云：
幾年鏖戰歷沙場，汗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煙今已熄，踏花歸去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夠勝利，是多麼美妙的世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