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張少齊、張若虛父子創辦《覺世》旬刊，邀請我擔任總編輯，那時我經常在宜蘭、高雄兩地奔走弘法，想到如果每週再專程到台北從事編輯工作，一來日後車資路費不勝負荷，二來時間不敷使用，恐怕事情做得不夠周到，所以答應他們先為代理，期限一到，請其另找高人，並言明萬一找不到適任人選時，再來為其效命。
一九六二年，就為了兌現這一句承諾，我再度受其請託，接辦《覺世》，至今發行二千多期，每期發行量逾四十萬份，在台灣佛教界亦屬首創。雖然常常為了不願退票，我不知歷經多少艱辛困苦，但也從辦事當中增長了許多智慧，未嘗不是人生一得。
一九六七年，我將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讓售，以所得款項買下麻竹園佛光山的建地，這時台北的同道們取笑我說：“你終於無法在台北發展，只有往南部發揮了。”我回答他們：“我還會再回來的。”三年後，我見佛光山已初具規模，為表示對當初的承諾不退票，就在台北羅斯福路成立普門精舍，聚眾熏修；後來遷至松江路，易名為“台北別院”；一九七八年，又搬到民權東路，正式定名為“普門寺”。一九九四年，應信眾要求，更在松山火車站旁增闢台北道場，在內設立佛光會、社教館、美術館，將佛教與藝文結合起來，在熱鬧都會中廣植淨蓮。一九六三年，我曾赴馬來西亞弘法，數年後，我開建佛光山，這時新加坡福海禪苑住持宏宗法師回台灣湖口探親，在與我見面閒聊時提及，當時台灣有很多寺院都向新馬一帶化緣，而他自己就已經收到了三十多本的緣簿。我聽了以後，當下告訴自己：我開建佛光山不但不向新馬一帶的信徒化緣，而且將來如果自己沒有力量布施，絕對不踏上新馬土地一步。
一九八三年時，佛光山首次組織弘法團至馬來西亞時，檳城信眾分四路排班列隊，跪拜供養，歷經數小時，計收到十七萬馬幣，我立刻捐給馬來西亞佛教學院，以示兌現心中諾言，不為自己退票。十餘年來，我在新馬弘法所得一切紅包錢，也都悉數資助當地寺院。直至今日，除黎姑因為與佛光山有特別的因緣之外，開山三十年來，我未曾向新、馬人士募款。
一九九○年，巴黎明禮法師邀我前往法國弘法，當時一位黃老太太皈依之後，要求我到巴黎建寺，當時我隨口說：“好。”回到台灣後，黃老太太與其女婿鐘勝利前來再度懇請。為了承諾不退票，佛光山在經濟萬分拮据之際，由其介紹，在巴黎買下一座古堡，成為佛光山在歐洲的第一座道場。一九九六年十月，國際佛光會在巴黎召開第五屆會員大會，古堡道場成為大家流連忘返的據點。看到會員代表欣喜的表情，不禁憶起首度前往探勘時，氣溫僅有零下兩度，我們師徒數人在雪花飄飄中，巡視四周田園風光，隨即促膝於古堡一角的火爐旁，暢談未來，直到天明。至今想來，仍然感到溫馨無比，意猶未盡。
自建道場，固然需費甚鉅，接管他人的寺院更是耗時費力，困難重重，我向來不喜與人紛爭，所以不願接辦他寺，但往往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了對別人的承諾不退票，而與一些寺院結下不解之緣。嘉義圓福寺原本是一座被人查封拍賣的寺院，為不忍佛門聖地就此凋零，在林慈超居士介紹之下，於即將拍賣的前一天，我和慈惠同往嘉義稅捐處情商拍賣延期。幸好當時稅捐處處長魏建言先生是慈惠過去未出家前在宜蘭的同事，因此願意寬限半個月，讓我們得以籌得四百萬元贖回廟產。但是接手之後，才發現寺內還有住家、工廠，為了對林居士的好意實踐不退票的承諾，我又忍痛再花上近千萬元搬遷費，才保住這個百年古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