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這世界上有許多事情十分湊巧：在俗家兄弟三人中，我排行老二；出家以後，在師兄弟三人裡，我又處於仲位，可以說我與“老二”很有緣分，而我也很喜歡當“老二”。因為老二可以揀老大的衣服鞋襪穿，雖然已經不新，但也不算太舊；老二不懂的事，可以蕭規曹隨，跟著老大的方法去做，儘管不一定十分正確，但也不會相差太遠。總之，我優游在“老二”的天地裡，自得其樂，最重要的是，我安於做好“老二”的本分，在承上啟下當中得到無限的滿足。
在同學裡面，我最敬佩的就是智勇法師。他不但辯才敏捷，文筆流暢，而且富於道義，精通武藝。基於一份景仰之心，我待他有如兄長，甘於追隨左右，任其差遣，凡接受一點衣食供養，我便轉贈給他，寧可自己受凍挨餓。對於他所交代的一切事情，我看得比自己的還重要，一定想法妥善完成。雖然我們年齡相仿，但是《論語》中所說的弟子之道“有事，服其勞；有食，先生饌”，我可以說通通都做到了。
一九四七年，時局動盪，人心渙散，再加上佛教衰頹，無補時弊，因此我四處籌款，出資興辦《怒濤》月刊，宣揚興教救國之道，並且推舉智勇法師擔任社長，而我自願做副社長，為他效勞奔忙。由於大家配合自然，理想一致，社務蒸蒸日上，獲得許多好評。記得蔣夢麟先生曾說：“做事時，困難不成問題，危險不成問題，所患者，無偉大之精神矣！”孫中山先生就是憑著“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的精神，得以創立民國。我與同道們雖然僅具微滴之力，但是以堅強的正念為動能，匯入江海，終於一瀉千里，形成波波“怒濤”，在教界產生激濁揚清的效應。
在舊僧勢力澎湃激揚的當時，位居全國首善之區的南京名剎華藏寺蔭雲和尚竟然邀請我們前往接管，大家一致公推智勇法師做住持，而我理所當然地又在他手下擔任監院，為他作種種策劃。在彼此配合無間之下，大家眾志成城，拼死抵擋舊勢力的種種壓迫，將寺務漸漸帶入正軌。
一九四九年，我渡海來台。初時三餐不繼，生活極為落魄，但還不是很大的問題，因為在我的心目中，找個真正志在興教利民的寺院，長期奉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其間，承蒙一些同道看得起，想將道場寺院交給我管理，然自忖出家學佛，不是為了做住持而來，若不能改變當地佛教崇尚愚昧的現狀，何忍坐享十方供養？例如台中佛教會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苗栗法雲寺等，我都因此婉拒，寧願一面從事苦役，一面閱藏撰文，以一管禿筆，將正信佛法介紹給大家。
一九五二年，我聽說沒有人肯去偏遠的宜蘭弘法，覺得這才是一份真正有價值的工作，於是放棄在都會發展的機會，自願獨往這風雨飽潤的山城。在那裡，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只是無名苦役，每天搬蒲團，搬桌椅，讓不同程度的人了解佛法，更努力接引青年佛子，教導他們中文寫作，閱讀佛經。每次到各地鄉鎮弘法以前，我總是將台詞寫好讓他們背熟，而他們也都能不負所望，在台上表現得可圈可點。慈莊、慈惠、慈容、慈嘉……乃至目前在教育界的鄭石岩、林清誌等，數十年來弘法不斷，都是在那時種下了菩提幼苗，如今他們不但自己花果滿樹，同時也在各地撒播種子。慧定法師的朝元寺、如學法師在世的師子會等，我都曾用心為他們作幕僚策劃。我覺得只要有機會為眾謀福，不必計較你我，甚至在幕後默默工作也很好，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有一份為教為眾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