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余仁溥也是一個歌唱高手，還有程郁尊、李浩然、鐘鈞梁，都是宜蘭念佛會的成員，也都是講座中的台柱。當然，其中對我幫助最大的，還是要數李決和及林松年居士了。他們兩人分任宜蘭念佛會的弘法主任和總務主任，熱心而有恆心毅力，很能負托。所以我在宜蘭終能把佛教弘揚出一片天空來。
我初到宜蘭時，有一批優秀的青年跟隨我學佛，後來出家入道，這是我在宜蘭弘法的另一項成果。例如，佛光山繼我之後擔任第二代、第四任住持的心平和尚，就是宜蘭人；慈莊、慈惠、慈容、慈嘉、依空法師等人，也都是宜蘭優秀的青年。
乃至林清志、林秀美居士，他們都是我學生會的學生，後來每周到監獄義務弘法，三十年從未間斷。現在林清志是宜蘭大學的教授。張肇居士也是學生會的學員，高中教職退休後，現在發心在佛光大學照顧園藝，其夫人張黃素貞在佛光學舍負責典座。
二〇〇六年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弘法屆滿三十週年，宜蘭歌詠隊特地在講座中高歌一曲，後來又在高雄演出一場。現在這些隊員們都已是白髮皤皤，年近七十高齡了。想當初他們是一群可愛的青年，跟隨我的弘法腳步，真是南征北討，上山下海，走遍鄉村廣場，到處弘法布教。
在五十年代，台灣還沒有電視。每回到鄉村廣場布教，由於我們有幻燈機，錄音機，有歌聲，有講座，所以內容精彩豐富。每場都受到鄉民的熱烈歡迎。
這許多青年隨著我弘法，每次在我講演開始前，都會拿著鑼鼓到大街小巷去敲打宣傳，說明今晚在哪裡弘法；或者乘坐三輪車，車上綁個喇叭，穿梭在大小巷弄裡廣播。
當時的廣播詞：“咱們的佛教來了！”讓我聽了很受感動。因為在那時，佛教信仰低迷，尤其受到基督教強而有力的排擠、壓迫。所幸當時有慈航法師的肉身不壞，有詹煜齋成立大專佛學社團的獎學金，以及曾任孫中山先生軍需處處長的朱鏡宙和周春熙居士成立的台灣印經處；乃至李炳南、許炎敦、董正之、丁俊生、周邦道等居士，在台中辦有蓮社及編輯佛教雜誌等，總算讓佛教也能有一方生存的空間。
尤其，孫立人將軍夫人孫張清揚女士和國民黨元老李子寬居士，以舊台幣一千五百萬元買下善導寺，作為台北市佛教會的中心。台灣佛教於是有了些許的活動。後來“中國佛教會”與“內政部”交涉，每年輪流在一間寺院傳授三壇大戒，佛教就這樣更加如火如荼地發展開來。再加上我們宜蘭佛教的青年會、歌詠隊、弘法隊，到台北錄影，灌製唱片，或在電台製作廣播節目，乃至隨喜隨緣地在鄉村弘法布教等。佛教這才慢慢地正式走向社會。
我最初在台灣弘法，並非一帆風順，甚至可以說是挫折不斷。記得當年宜蘭青年鄭秀雄先生在台北師範學院（今台灣師範大學）讀書，要我前去主持講座。海報已張貼出去，我也從宜蘭到了台北。但是當天鄭秀雄跑到車站，跟我說：“師父，對不起，講座的海報貼出以後，學校下令取消了。”
由於這次事件，引發之後好多年，佛教都不准到學校講演。但是儘管如此，我仍想辦法解決困難。我邀請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學大師，到台灣各大學講演，甚至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水野弘元到台灣大學講演。雖然他是一名僧侶，但也是國際知名學者，台灣大學沒有辦法拒絕。我心想：台灣的土和尚你們不歡迎，日本的東洋和尚，總該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