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從佛光山住持退位之後，真有“無官一身輕”的感覺。我先在北海道場住了一段時期，過了一個冬天之後，就飛往美國洛杉磯閉關。其時正值西來寺初創，在關房裡，我籌思著各種因緣，想到未來可以在澳洲建“南天寺”，可以到非洲建“南華寺”，可以到馬來西亞建“東禪寺”，但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故鄉，只是由於政治上的台海風雲，兩岸僵持不下，只有等待以後的因緣了。
不過，我繼一九九一年在台灣成立“中華佛光協會”後，翌年在美國成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我邀請時任“內政部”部長吳伯雄、日本佛教大學校長水穀幸正、香港慈善家嚴寬祜、澳洲企業家遊象卿等人擔任副會長。
成立大會選在曾舉辦電影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的洛杉磯音樂廳舉行，當天約有五千人與會，美國總統裡根親自電函祝賀，台灣“社工會”主任鍾榮吉先生特別赴美出席大會，甚至遠在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克總統先諾勒爵士，不但親往美國參加大會，並且擔任“佛光之友會”的榮譽會長。
之後相繼多年，“國際佛光會”分別在多倫多、巴黎、倫敦、悉尼、東京等地，召開一年一度的“世界大會”，每次都有五千餘人參加，這是華人在海外難得僅有的盛大集會。
在此之前，一九八八年西來寺落成之際，不但傳授“三壇大戒”，同時召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從此之後，我也一再應邀在美國各大學講演佛法，包括柏克萊、耶魯、加州、康乃爾、哈佛、夏威夷等大學。此外，加拿大、澳洲、巴西、智利和歐洲一些國家的大學，我也經常應邀前去弘法。
在此同時，“國際佛光會”在世界各大名都也紛紛成立協會、分會，目前全世界有一百七十餘個協會，數千個分會。甚至佛光山也在這些地方設立道場，總數在二百所以上。所謂“人間化”、“國際化”的佛教，此時已經蔚為風氣。
為了到世界各地成立佛光會，我到過莫斯科和聖彼得堡，也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羅納，以及北歐的冰島、挪威、瑞典，東歐的南斯拉夫、波蘭等地。我立誌發願要把佛法傳播到全世界，這種“國際化”佛教的推動，應該是繼我推動“人間佛教”之後，又把佛教推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同時也應該是我人生中另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關鍵時刻了。所以當初我從佛光山退位後，雖然兩袖清風，口袋裡除了裝些衛生紙，再有的就是一雙芒鞋、一身袈裟，我靠著徒眾為我購買飛機票，開始雲遊世界，到處講經說法，開始了推動國際佛教的生涯。
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正當佛教走上“國際化”，真正把佛光普照到五大洲的時候，我又想到，現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於是推動“本土化”的佛教，又成為我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
其實，從我七十年以上的出家路走來，除了前面提及的幾個重大因緣轉折，成為我人生的“關鍵時刻”以外，也有很多小事情，都對我的人生關係重大。例如，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宜蘭監獄弘法布教，當時獄方就有意要請我當正式的教誨師，並說要替我向上級呈報。但是我認為當一名教誨師，是為社會服務，是要做眾生的義工，如果把它當成職業，就失去了意義，所以當時並沒有應允。
另外，台北“中央廣播電台”也曾有意請我專職為他們撰寫廣播稿，然而我寧可免費為佛教的雜誌撰文，也不願意一篇一百元地為了稿費而賣文維生。甚至台北《自由青年》雜誌社的秦江潮社長，因為讀了我撰寫的一篇《茶花再開的時候》，特地親到中壢，邀請我到台北擔任編輯，我也斷然婉謝，我想：“和尚都做不好，怎麼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