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見聞　聖嚴法師著

  　下篇

　　日本佛教評介

　　學術化的日本佛教

　　一、感想

　　我到日本之後，由於生活緊迫，除了努力於語文及課業，尚得忙於炊洗採購，所以雖有幾家雜誌向我索稿，仍未能夠應命。不過，當我來日前夕，家師東初老人曾有一番訓示：盼我能效法顯、玄奘、義淨之西遊，或效空海、最澄、圓仁等之入唐。法顯之有《佛國記》，玄奘之有《大唐西域記》，義淨之有《南海寄歸內法傳》，均為印度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記載。空海返日而創真言宗，最澄東返建天臺法幢；圓仁留下的著作，關於入唐記載的，以《入唐求法巡禮記》一書最有名，當他入唐之時，正值唐武宗破滅佛法，他在中國也險遭池魚之殃，他在這書之中，記載了許多為中國史書所未載的當時的史實。此外，圓仁又留下了《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入唐新求聖教目錄》、《入唐記》、《入唐諸家傳考》等書，均為當時唐代的中國佛教，保存了極為珍貴的史料。

　　我來日本求法的年齡，正如義淨三藏西遊的年齡，但我豈敢和義淨三藏比較呢？在我的觀察，正如佛陀的預記，眾生的福慧質地──善根，去佛世越遠，越形澆薄，聖人不復出世，賢者亦難遭遇。生在今世的聖嚴，固由於略具少慧而為教界所重視，若生於隋唐時代，求做智者、賢首、奘公、窺基等的入門弟子，恐怕尚不夠格哩！

　　雖然如此，我也不敢自棄，我既生於今世，且能成為中國的比丘，又有機會到了日本，我就不能沒有責任了。所以，當我來日之後，除了對於書本的學習，尤其更重於日本佛教現狀的關注。假如僅在書本上下工夫，則正如一位大德所說：「要學日本佛教的研究態度，及其已得成果的利用，不必留日，也可學好。」

　　因此，我在日本，凡是有關佛教的事物和現象，均愛蒐集和探問，在不損及日人的自尊心的限度內，日人也很樂意告訴我的。我雖沒有準備寫一部《入日求法巡禮記》，但我願意將蒐集到的資料彙集起來，逐篇地向國內報告。

　　二、日本佛教的趨勢

　　我們知道，日本本身沒有自己的文化，日本如說也有自己的文化，那是從中國文化中吸取了養料之後的再度生長而成。但是，每一個民族，均有其民族的自尊心和自大觀，日本的大和民族也不例外。故當我國隋唐時代，佛教初傳日本之際，保守派和革新派之間，也為對於佛教的迎拒問題而發生爭端。終由於新派勝利而將佛教的信仰和佛教的文化，盡量吸收和弘揚，甚至日本第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聖德太子，將佛法的精神，制定憲法，作為國民的基準。因此，佛教在日本，曾有好多個世紀為貴族所崇，亦為民間所奉，乃至到了現在，在全日本共計一億四千五百多萬人口之中，佛教徒仍佔有七千二百三十三萬一千多人，其餘的除了六十七萬九千三百多人是屬於基督教的新舊兩派的教徒之外，神社神道系的信徒，即佔了五千六百二十二萬八千多人。我們對此仍須明白，此在明治維新（百年）之前，未倡神佛分離之時，信神社神道的人也信佛教，縱然到了目前，仍有不少神社的信徒是兼信佛教的，可知，佛教文化之與日本的關係之深切了。也正因此，日本的佛教雖仰給於中國的輸入，進口之後，則已加入了日本的地域性的色彩，正如佛教由印度經西域至中國，到了中國又自成為中國型態的佛教一樣。日本佛教的日本化最顯著的，乃是親鸞的淨土真宗，特別是日蓮的日蓮宗。

　　可是，縱然有了日本化的佛教出現，佛教終究是由外國引入的。尤其當時的西洋科學文明的浪潮洶湧，中國的張之洞，提倡「中學西用」，主張廟產興學；日本的明治天皇，在技術上積極地採用西方的科學文明，在理念上則基於皇權至上的復古主義──日本的天皇便是立足於神道崇拜的基礎之上──所以站在以神社神道為國粹或國魂的立場，便來排擠佛教。

　　在此應當說明，日本的神社神道，不同於其他地方的神鬼信仰，在中國，諸如關公、岳王、玄天、媽祖、城隍、土地等的信仰，是對某些忠臣、義士、仁人、善人的崇仰，認為他們在生之日既能公正不欺，死了之後，必為英明的神靈。至於日本的神社神道，則類於中國的祖先崇拜，是由原始社會的社稷崇拜而來，他們以為大和民族是天照大神而來，天神下降而有大和民族的繁衍，本為神的子孫，死後復歸為神，祀於神社。日本人生時為人，死後進入神社即為神。所以，他們的神社即是祖祠，信神是信諸神，求神是求祖先的庇佑。因此，有一位旅日二十來年的楊先生，曾經問我：「日本人的神社崇拜，在大祭日，都是人山人海，那些日本人跪在露地，往往通宵達旦，如醉如癡，究竟是什麼力量使得他們如此虔誠的呢？」我告訴他：「這就是日本人的民族精神所在，我國雖也講國魂和民族精神，但僅屬於抽象的，在日本是具體的一種神社神道的信仰，日本人相信他們的已成了神的民族英雄們及祖先們，永遠地保護他們。日本人信佛普遍而且虔誠，因為他們相信日本的諸神，都是佛菩薩的化身。」

　　可惜，自奈良時代（西元七○八─七八一年）以來，即漸次完成的神佛合一的化現思想，到了明治維新之世，便將之破壞了。一時間廢佛毀寺逐僧的風潮，幾乎要使佛教在日本消滅！

　　世事往往是相反適相成的，正所謂否極泰來，打擊越嚴重，轉機的希望也越強烈。打擊佛教的起因是為了迎接西方的技術文明，日本的佛教界也就面對現實，派了優秀的人才赴歐美考察，繼之以派遣學生到歐洲留學，學習歐美學者利用科學方法研究佛教的梵文及巴利文原典，並以語言學為工具，對大小乘的佛典，做歷史的考據和比較。

　　日本的佛教徒，在歐美的社會中，知道了西洋近代文明中，已有法律規定和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所以向明治天皇的維新政府提出，到了明治二十二年（西元一八八九年），便以憲法第二十八條，對信仰自由的事實，做了明文的規定。

　　但是，日本佛教在明治以前，雖有許多缺點，總還以佛法的修行及戒律的持守為本務，即使在家型態的淨土真宗和日蓮宗，也極端主張修持。然在明治以後，由於時代環境的轉變，引進了學術研究的新方法，遂漸漸地放鬆了修證實踐的工夫，而且形成一個正好相反的對比：研究風氣越高，修行的風氣便越低。直到現在，日本的佛教學者，無不直下承認，日本佛教無修行，縱然尚有真實的修行者，也是非常稀少了。不過，請勿誤解，我並沒有說日本的佛教學者的信心不堅固，也沒有說他們的宗教情緒低落。相反地，我所見到的幾位名學者，例如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研究所的中村元博士，他也是淨土真宗的僧侶，當他引導我們參觀他們佛教青年會的禪堂之時，他首先坐下來端身靜觀，對於所奉的佛像也極恭敬。京都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的牧田諦亮博士，他是淨土宗的僧侶，到臺灣訪問時，每進寺院，均極虔敬地禮佛誦經。大致上，他們都嚮往能有一個環境，讓他們真正的修行。但在日本這個工商業化的社會中，加上了各自的教職和寺職的擔任，已不容他們離開研究室而走入專門於禪修的環境了。說句老實話，今日的中國佛教，在修持和研究這兩方面，究竟選擇了那一方面呢？修持的環境談不上，研究的風氣更談不上呀！甚至在宗教信念和宗教情緒方面，也有檢討的餘地。當然，在佛教生活的型態和實質上，我寧願喜歡中國的佛教，至少，我們的比丘尚未結婚、尚在茹素。

　　可是，我又發現了一個問題。如果中國佛教再不振作精神，迎頭趕上時代的環境，就有被環境所淘汰的危機，縱然沒有政治力的摧毀和外教徒的破壞，中國佛教如果就此下去，也有滅亡之憂。因為我們很少有人研究問題，更沒有集體研究問題的風氣，所以多半不知有問題，有了問題也無法解決，研究好了方案也無從實施。此在古代社會，不成憂痛，在今天的時代，則大不相同。這一癥結，是在我們缺乏組織力量，甚至某些敏感的人物還怕佛教有組織力量，教外的人怕佛教有了組織會強大起來，教內本身也不合作。佛教的寺院，可以因某人而興，也會因某人而廢，寺院與寺院之間，得不到守望相助與互為周濟的益處。此在日本，已不成問題，當第二次大戰期中，日本佛教亦如日本的其他設施一樣，元氣大喪。但是，日本佛教的宗派制度，對於重建戰後佛教的貢獻極大，他們在同一宗派之內，組織共濟會，彼此互助，這是經濟方面的收穫；另在人員方面，也能互通有無。宗內的寺院住持，固以父子傳承為原則，如遇某寺的住持無子，可以收徒，如果其子不肖、收徒又無能，宗內便由宗務會議選派能者和賢者去補充。而且，在各宗之內，極端重視後繼人才的養成，目下的日本佛教，主要的各宗派幾乎都已有了自宗所辦的大學，自宗沒有大學的，也會把青年人送進他宗的或公立的大學主研究佛學，比如我所就讀的立正大學，是日蓮宗辦的，就有創價學會及立正佼成會的青年在裡面攻讀。他們一般的要求是在得到佛學的碩士學位者，才有被考慮成為寺院住持的後繼者的可能。完成碩士學位之後，尚須至各宗的大本山，接受宗教生活的訓練，為期一月乃至數月。各項考核及格，始正式成為僧侶。所以，在日本，有蓄妻生子的和尚（不是比丘），卻沒有無知粗俗的住持。正因如此，在日本穿著僧服外出，絕不會遇到施之以白眼和譏笑的人。此在我們國內，倒是常有的事了，原因何在呢？

　　三、各種學會紛紛成立

　　前面已經說到，日本佛教的趨勢，是研究的風氣高揚，實修的風氣消沈。因為時代的狂風，逼著他們非動頭腦研究和發表不可。初期西洋的東方學者研究佛教，大抵是做考據工作，考證佛陀的歷史和佛教教團的歷史過程，現代則進而研求佛教的哲學思惟方法和理念的價值功用。佛教徒為了佛陀的歷史性不被否定，所以也要加入考據的行列。為了證明佛法的思惟方法和理念價值，不但能夠立足，而且超勝於一切哲學思想，所以要加入哲學家的行列。同時，佛教的全部典籍，其內容之龐大，猶如煙海，為了使得後學者的便利運用，又不得不以科學方法予以整理、分類，再組織。又由於處身於這個瞬息萬變的科學大發明的時代中，有著更多的問題，向著佛教湧來，佛教固然絕對經得起永恆不斷的任何考驗，但對各種新事物、新現象的認識和站在佛法立場的解釋，其間便不得不用頭腦來研究分析和整理了。因此，身為對時代動向反應敏感的日本佛教徒，便把最優秀的人才，送進了大學的研究所。

　　假如國內的道友之中，有人要說：「學佛為了生死，研究乃是生死的資糧；參禪悟道，便能解決一切問題，研究發表，無非是生死的葛藤。」這種觀念，我當然是贊成的。若能修行得力，自以修行為上，否則若就其次，研究發表仍是維繫佛法慧命的方便之一。我們處身末法時代，不用自棄，也不得自慢。假如標榜修行而僅是口號，反對研究又成了事實，那是很悲哀的！

　　不過，中國佛教的將來到底該走什麼路，或修行的？或研究的？或兩者並重？這是大問題，容待以後討論。現在且把現代日本佛教的研究風氣做一個介紹。

　　他們的研究方式很多，有以某些個人為中心的，有以各大學的研究所為單元的，有以某一大學為單元的，有以某一財團為單元的，有以某一宗派為單元的，有以全日本佛教為中心的，有以全國某一門學術的學者全體為原則的，也有為了某些問題而特別臨時召集有關這些問題的專家學者組成的。會員可由數人以至數千人的都有。而且，幾乎每一個學會，都有一份刊物。以學會來集合學者，發表研究的成果，又以刊物來刊行這些發表了的論文。

　　首先介紹一般性的學會。

　　（一）日本佛教學會

　　此係於昭和三年（西元一九二八年），由渡邊海旭發起，聯絡了佛教關係的大學及專門學校的佛教學者，呼籲全國學界，組織而成。它的機關學報《日本佛教學會年報》，每開一次大會，刊行一次，迄昭和四十二年，已出到第三十三號，每次四百頁。現有會員六百人，東部以大正大學為中心，西部以大谷大學為中心，參加的大學及專科學校達二十四所。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會中分有會員的「研究發表會」及一般學者專家應邀而作的「學術演講會」。

　　（二）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

　　這個學會，在會員的數字上，雖不是學會之中的首位，但在組織上和內容上，乃是日本佛教界最龐大的一個學會。它是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於昭和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在東京大學的山上會議所，召開第一次成立大會以來，迄昭和四十四年六月七日，已歷二十次學術大會。其目的在聯絡印度學及佛教學之研究有關的團體及個人，以期促使印度學及佛教學的發達與普及。它現在的會員名簿，達一百四十一頁，計一千四百八十七人，中國的慧嶽法師、張曼濤、林傳芳、楊鴻飛、葉阿月等，也是此會的會員，自第二十屆學術大會起，我也成了它的成員之一。

　　該會的加盟大專學校達三十七所，它的現任理事長是宮本正尊，理事則有中村元、平川彰、槫林皓堂、櫛田良、坂本幸男、吉田紹欽、西義雄、山田龍城、金倉圓照、佐藤哲英、野上俊靜、安藤俊雄、野村耀昌、橫超慧日、長尾雅人、石津照璽等四十六位。學術大會的評議員，則幾乎包括了現在日本半數以上的佛學文學博士達一百二十二位，其中東京大學的有宮本正尊等六位，駒澤大學的有七位，大正大學有五位，立正大學有六位，日本大學六位，龍谷大學的六位，京都大學五位，高野山大學五位，花園大學兩位，佛教大學兩位等。

　　該會所做的事業重點有六項：1.學術上的研究調查；2.學術大會、研究會、講演會，以及其他集會的召開；3.發行《印度學佛教學研究》每年二次，每次一千頁；4.對於會員研究之協助；5.對外向日本學術會議，文學、哲學、史學學會之聯絡，對內和日本佛教學會及日本宗教學會等之聯絡；6.其他必要之事業。

　　該會第十九次學術大會，去（一九六八）年在京都的佛教大學召開，分為九個部會，分組發表研究論文，以兩天的日程，有三百人提出了各自的傑作。今（一九六九）年六月，在東京的大正大學召開，也是兩天的日程，分作八個部會（小組），提出研究報告的會員，也有三百人左右。研究的範圍極廣，從印度的宗教、哲學、文學、歷史、佛學，到世界各國所傳的佛教教義、教團、數典，乃至於特定的個人，或某人的某一點思想和事業。可以大題小作，今日通常的論文是小題目大文章，每以出人意外的發現來向學界公開，以個人的獨得之祕，讓大家來分享，學術大會的功能，即在鼓勵大家研究，並集合大家研究而得的成果，成為佛教的公產。

　　在此學術大會上，我發現日本的佛教學者，涉獵範圍之廣，頗能使人吃驚，以八個小組所論的內容而言，大致上是以印度、中國、日本作為三個中心，而且分量的比重上，也有天下三分之勢。詳確地統計起來，則又覺得他們首重日本的佛教，次重印度的，中國則被置於第三位了。在追究佛教的源流上，他們要明瞭印度，也不能忽略中國，但對事實的現狀而言，最切身的是他們日本自己的佛教，他們探本窮源，隨機弘化，開拓前途，用心至為確當。由於時代的文明日新月異，無論任何既成的設施，無不經常處於新舊交替的狀態，日本佛教雖與中國的不同，但也仍有非得加鞭趕上時代不可的要求。故在大會中，也有如此的論題，被提出討論：「佛教與現代社會」、「近代佛教教育問題」、「關於近世日本的反宗教思想」、「佛教和民族解放運動」。

　　（三）日本宗教學會

　　此會創於昭和五年，每年召開一次學術大會及公開講演會，加盟國際宗教學宗教史學會，並曾於一九五八年協力召開國際宗教史學會議。刊行每期一百五十頁的《宗教研究》季刊。該會的現在負責人，就是我的宗教哲學教授石津照璽博士。

　　在日本，研究宗教學的學者，乃以佛教學者為主，通過宗教學而弘揚佛法，復以宗教學來衡量外教，這是破外立內的好方法，尤其以佛教的立場論宗教，可以做到純客觀的理性批判，其他宗教則不易辦到。由於日本的宗教學多半掌握於佛教之手，其他外教的學術勢力，真是相形見絀！例如宗教研究之類的書刊，內容多屬佛教，外教的分量極微，但是，外教在日本，雖有處於貧瘠的荒漠之嘆，日本的佛教界卻從未忽視這些力量的存在。所以，在各大學中，對佛教徒而言，宗教學為必修的課程之一。

　　（四）宗教史研究會

　　這是一個屬於青年人的宗教學會，成立於昭和三十八年，集合東京及其附近的年輕人之對於宗教史的研究者組成，邀請名學者為他們的顧問，會員約有四十多人，已經將他們集體研究的成果，出版了《寺社取調類纂》、《寺院本末帳所在目錄》等的日本宗教史目錄叢書。

　　（五）佛教社會福祉學會

　　這也是一個新興的學會。因在明治維新時代之後，日本的佛教學者，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對佛教的經典、佛教的遺物，做歷史的或教理的考察。但到近年以來，跟著時代的進展，關於佛教的社會活動的實踐方面，也漸受重視，並且要將佛教的實踐行為，應用於一般社會，而使社會大眾均能因了佛法而獲致實際的利益，以此造福社會的手段或方法，來達成弘揚佛法的目的。同時，在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中，也有對此問題請求研究的呼籲。因此，到了昭和四十一年六月，便有立正大學的森友松信教授，文京女子短大的摩尼清之教授，相模工大的佐伯真光副教授，同朋大學的守屋茂教授，日本福祉大學的吉田宏岳副教授，佛教大學的花田順信講師，在高野山高室院集會，組成籌備會議，創立「佛教社會福祉學會」。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即在東京的立正大學召開第一次大會，以後又在日本福祉大學及龍谷大學等處召開了三次大會。

　　（六）佛教史學會

　　這個學會係由佛教史學權威塚本善隆博士主持，在對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上，著有素望的這位老教授，現在著手編寫一部《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冊古代部分已經問世。此一學會，除了每年召開一次學術大會及總會之外，遇有問題則隨時研究。自去年五月起，又開了「佛教史學入門講座」，同時發行每期六十四頁的《佛教史學》季刊。

　　（七）國際佛教研究所

　　此會自昭和二十九年，自駒澤大學的槫林皓堂，立正大學的坂本幸男，大正大學的關口真大，以三個佛教的大學共同發起，為使佛教思想給全世界的人類共同分享，故有將佛教做國際性的研究、聯絡、助成。此後又有東洋大學加盟，並與關西的各佛教系的大學，召開佛教英語辯論大會。此雖名為研究所，實則仍是學會性質，每年有例會四次，一年有一次英語辯論大會。

　　（八）日本佛教研究會

　　此會的產生，是由東京的山喜房佛書林，編集了一份叫作《日本佛教史》刊物，昭和三十三年，出到第四號之後，覺得僅限於日本佛教史的範圍，意義太狹了，遂擴大而包容了日本佛教的藝術、文學、考古、民俗等的研究，改稱為「日本佛教研究會」。出有《日本佛教》季刊一種，每期六十四頁。

　　（九）佛教文學研究會

　　此會成立於昭和三十七年，東部以大正大學日本文學研究室為據點，西部以大谷大學日本國文學研究室為中心。出有三百二十頁的《佛教文學研究》年刊及六頁的《佛教文學研究會報》年刊各一種。

　　（一○）禪文化研究所（財團法人）

　　這個學術財團的組織也很龐大，設有理事長、所長、事務局長各一人，理事十人，監事二人，評議員十二人，講師七人，所員二十人，研究所三人，助教三人，會員二千三百人。它的據點設於京都的花園大學。出有每期八十四頁的《禪文化》季刊及每期二百頁的《研究紀要》年刊各一種。此一學會成立於昭和三十九年。它的宗旨及其事業有三大重點：1.對於禪學及禪之文化有關於歷史、思想、美術等的研究和解釋，通過研究發表大會及其他方式而後公開刊載於《研究紀要》。2.將研究的成果，施以平易的、普及的手段，發行《禪文化》，每年舉行二或三次的演講會及講座。3.基於臨濟禪的立場或原則，在現代人的生活之中，以新的方法佈教傳道的活動。

　　（一一）日本西藏學會

　　最近見到臺北有一位黃宏德居士影印了法尊法師翻譯的《菩提道次第廣論》，我真欣喜不已，法尊法師對西藏佛學的造詣以及漢文佛學的程度，均可列於世界第一流佛教學者之名而無愧色。但在我國的近世佛教學者之中，也僅法尊法師一人而已。在日本，對於西藏佛學的研究者，自明治三十一年起，即有寺本婉雅及能海寬二人入藏，能海寬死於途中，寺本婉雅則學成後返回日本，譯出了藏文的《唯識三十頌》及多羅那他著的《印度佛教史》等書，並著有《西藏語文典》。大正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又有大谷光瑞派遣青木文教及多田等觀二人入藏，回國後，成為西藏學的權威學者。此後，又有松木文三郎、立花秀孝、河口海慧等人相繼研究西藏佛學。在目前的日本佛學界，仍以藏文、梵文、巴利文的研究並重。立正大學的藏文教授中村瑞隆博士，也曾到過尼泊爾、西藏等地，做過實地訪問。現在此處介紹的日本西藏學會，設於關西大學的東西學術研究所內，由各大學選出委員，會員約三百人，每年召開一次學術大會，並藉學會達成與各國有關西藏學及西藏文化研究之交流。出有《日本西藏學會會報》年刊一種，每期僅六頁。

　　（一二）國際宗教研究所（財團法人）

　　此會設於東京的上智大學，理事長由佛教中的宗教學者增谷文雄博士擔任（其主要著述有《近代佛教思想史》、《親鸞．日蓮．道元》、《日本人的佛教》等）。出版《同時代的日本宗教》(Contemporary Religions in Japan) 英文版年刊及《國際宗教新聞》日文雙月刊各一種。每年會員的會費為日幣五千圓（美元十三點八八元），若能一次繳納五萬圓以上的日幣，即可成為其終身會員。此一學會的目的，在於研究內外各宗教，加深相互之理解，進而達成共通的理想，促成文化的向上發展，確立人類的和平。其事業則在促使內外諸宗教家的交流，協助其研究，主辦研究會、懇談會、協議會、演講會之召開等。

　　（一三）曹洞宗宗學研究所

　　此一學會設於駒澤大學內，主持人即為駒大的校長槫林皓堂，主要研究員有松田大雄、橫井覺道、伊藤俊彥等九人，自一九四五年起，創辦《宗學研究》年刊一種。目前他們研究的主題有兩個：1.關於禪的心性觀之思想史的開展，2.有關禪的歷史之諸問題以及其他。

　　（一四）曹洞宗教化研究所

　　此亦設於駒澤大學，由校長兼任所長，藤田俊訓及館天山任副所長，服部松齊任指導教授。此一研究所的目的，在於研究如何推進本宗佈教及教化之效果提高，有些什麼必要的施設，例如學術及技巧方面的人才之養成，以及進行學術的研究調查。在課程方面亦分研修生的研修部門及研修所員的研究部門。前者是為佈教教化之推展，由於事實的要求，必須努力於知識涵養和技能訓練，以養成堅實的基礎。後者又分以佈教教化推展的基本問題的共同研究，和以各自擔任專門問題的個人研究。此一學會自昭和三十一年以來，已為曹洞宗培植了好多人才，由於該學會活動積極，並使新的研究人員不斷地參加各種學術大會，此在今年的印度學佛教學大會中，便可看出駒大的實力雄大，竟有四十一人提出論文發表，佔了各大學參加發表人數的第一位。

　　（一五）日蓮宗現代宗教研究所

設於東京都池上的本門寺，由茂田井教亨主持其事，出有年刊二百頁的《所報》一種。自昭和三十八年起，基於現代思潮的觀點，對日蓮教學的研究和調查為其中心目標。

　　（一六）知恩院淨土宗學研究所

　　此所設於京都的知恩院，主持人是鵜飼隆玄，以藤吉慈海為研究主任，另有研究員十名。自昭和四十一年起，創刊每期三百頁的《淨土宗學研究》年刊一種。但其成立該所，則在昭和三十六年九月，開設宗學關係、佛教學關係、近代學術關係的三個研究室。第一期研究的主題是「作為報身佛的阿彌陀佛及其淨土」，對於佛身論、眾生論、安心論、起行論、作業論、往生論，加以探究檢討。

　　（一七）智山勸學會

　　這是日本真言宗智山派的一個學術會，以智山派事務局及大正大學的真言學研究室為其據點。此會發行《智山學報》及《智山勸學會報》，和全日本真言宗各派協調召開教學大會，和智山派宗務廳協力召開智山派的教學大會，另有研究會及講義會的主辦等工作。

　　（一八）鈴木學術財團（財團法人）

　　此一學術財團設於東京都文京區，本為「財團法人《西藏大藏經》研究會」，成立於昭和三十一年，乃為東方文化交流發展史上之寶典《西藏大藏經》全部一百六十八卷之複製刊印而起，連帶影印《西藏大藏經》而發生的文化事業，則為藏文藏經之目錄及索引的編纂、語彙的整理配備，並有為之譯成日文及歐洲語文等的工作。基於此等要求，又擴大範圍，以研究東方的文化思想（佛教為主）之工作為其使命，在鈴木大拙會長的領導之下，達成學術文化之發展及世界文化之興隆的願望。以其會長為鈴木博士，所以在昭和三十八年更名為鈴木學術財團。一則為借重鈴木博士在國際上的令譽，一則亦為紀念鈴木博士發揚佛教學術文化的功勞。

　　說起鈴木大拙此人，國內外，尤其在日本及歐美的佛教學界，無人不知其名，因他將禪學用英文寫成了好多種書籍在歐美發行，所以西洋人一講到禪，就會聯想到日本的鈴木大拙。但是，鈴木大拙在日本學者的心目中如何呢？我曾訪問了好幾位日本學者，他們都說那是一位了不起的學者，不過，他是講禪而未真的坐禪，是文字禪而非實證親悟的禪。其中一位學者更坦然地對我說：鈴木其人我們都佩服他的，只因他的朋友（學生）多以其名氣太高，所以無人願意公然地指摘他，事實上，大家明白他講的禪可以說並不是禪。不過，像鈴木這樣，將佛學知識直接用英文表達出來，輸送到西洋去的輝煌成就，在近代的東方人之中，還未發現第二個人。為了尊重他的功績，日本學者也不忍對他置評。

　　再講鈴木學術財團的事業，已經完成的有《西藏大藏經》的複刊，以及與藏文藏經相關的諸項工作，又將望月信亨的《佛教大辭典》加以改訂增補為十鉅冊刊行問世，《梵和大辭典》的陸續編印，宗教的兒童繪畫書及樂譜的製作出版，宗教及教育電影的攝製等。今後計畫，更要設立研究所，向海外派遣宗教學者，招聘外國的宗教學者，舉辦演講會，設置獎學金等。鈴木死後，會長懸缺，現由副會長久松真一博士代理，久松為東大名譽教授，也是日本學士院的會員，曾獲文化功勞賞。

　　（一九）三康文化研究所

　　它的理事長為大正大學的名譽教授椎尾弁匡博士，昭和三十九年六月，在東京增上寺內由西武鐵道公司的協助而成立。當初的基金為二千萬圓日幣（相當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它的事業為：1.關於印度及佛學的研究調查，2.對於有關佛教文化研究之獎勵以及研究者之養成，3.刊行關於佛教文化之研究的成果，4.舉行有關佛教文化之演講會和每月例行的研究會等。

　　（二○）大倉精神文化研究所（財團法人）

　　此由曹洞宗的大倉邦彥創辦於昭和七年，現在仍由他身兼理事長及所長兩職。它的研究目的，是在促使日本國民的精神文化向上及道義之昂揚，道德人格的養成及精神生活的實踐，所以範圍較廣，涉及宗教、哲學、倫理、教育、歷史之研究。經常的活動有坐禪會及講習會，並為各種的研究者及宗教團體提供研究室、課室、講堂、坐禪道場、住宿所和圖書館之利用。日本文化與佛教文化血肉相連，所以此一財團所做工作，仍以佛教文化為主。

　　（二一）真宗聯合學會

　　包括淨土真宗本願寺派佈教研究所，龍谷教學會議，顯真學會，大谷派教學研究所，天臺學會，南都佛教研究會，高田學會，東北大學印度學宗教學會，東北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東洋學研究所，早稻田大學宗教學會，近世佛教研究會等。

　　四、大學內的研究學會

　　大學本是研究學術的機構，但在大學中能有如此多的研究佛教學的組織，在今日的世界各國之中，恐怕沒有再比日本更多的了。現在分述如下：

　　（一）駒澤大學內的研究組織

　　駒澤大學宗教社會研究所：由巴利文的權威學者水野弘元主持，研究者包括水野弘元、中島關爾、大和英成等十八人，自昭和二十八年成立以來，對於宗教文化之問題及關於寺院和農村社會之機能問題等，研究了十多個主題。現在研究的主題有佛教團體的經濟基礎等，出有每期五十頁的《宗教社會研究所報》年刊一種。

　　駒澤大學佛教學會：出有每期一百五十頁的《佛教學會誌》年刊一種。

　　駒澤大學史學會：出有《駒澤史學》期刊一種。

　　佛教經濟學研究所：出有《佛教經濟研究》期刊一種。

　　國際禪學研究所。

　　（二）立正大學內的研究組織

　　立正大學法華經研究所：主持人是立大的校長，分設總務、資料、研究之三部，有所員及研究員三十二人，它的名譽顧問，有立正佼成會會長庭野日敬等三人，顧問則有望月歡厚、久保田正文、金倉圓照、山口益、宮本正尊、中村元、石津照璽、石田茂作、長尾雅人、迂直四郎、福井康順等十一位博士。自昭和四十一年成立以來，已設「法華經尼泊爾本研究會」及「正法華研究會」。日本關於《法華經》的研究，現在便以該所為最高權威的學術組織，因為日蓮宗以《法華經》為中心信仰，故在立正大學教授藏文本《法華經》以學藏文，教授梵文本《法華經》以學梵文，該所蒐集世界迄今已見的一切有關《法華經》的資料典籍，予以整理發揚。

　　立正大學日蓮教學研究所：由影山堯雄博士擔任所長，另有研究員二十五人，出刊每期二百四十八頁的半年刊《大崎學報》一種。昭和十九年創立之際，名為宗學研究所，至昭和三十二年，始更現名。該所已完成了《完本日蓮聖人遺文集》（四卷）、《日蓮宗讀本》、《日蓮宗宗學全書》（二十三卷）、日蓮教團史等的編訂和刊行，現在則在為了編集《日蓮聖人遺文辭典》而工作中。

　　立正大學佛教學會：此會由立大校長主持，會員五百六十多人，自進入立大之後的我，也成了此會的會員，因其是以立大畢業的學生及大學院的研究生為主要對象，但也歡迎非立大出身的學者參加。每年發行二百頁的《大崎學報》兩次，秋天則舉行發表大會。今年的第二十二次大會，在東京池上的日蓮宗宗務院召開，一連兩天，我與淨海法師也特別趕去參加。大會由日蓮宗館長藤井日靜擔任總裁，日蓮宗宗務總長片山日幹任會長，立大校長任首座副會長。發表論文，分特別發表及研究發表，特別發表者均為三十分鐘，研究發表者則為十五分鐘。宗務院的會場相當寬大，聽講的人只有六十多人，但請不要小視，坐在那裡的，絕不能與目前中國法師們講經時的人數並論。因為這是研究發表，不是通俗佈教。發表的論題，自以日蓮宗的教學為主，但在二十八位發表者中，也有關於印度及中國佛教的主題提出。

　　立正大學史學會。

　　（三）大正大學內的研究組織

　　大正大學佛教學會：由大正校長櫛田良洪主持，因為大正大學是由天臺、真言、淨土等幾個宗派合辦的，故其研究室也較多。這個學會便是為了佛教學部各研究室（天臺學、真言學、淨土學、梵文學、佛教學）的研究交流和協調，研究成果即刊於《大正大學紀要》年刊。

　　大正大學山家學會：此以大正大學的天臺學研究室為中心，研究成果揭載於《天臺學報》等。

　　大正大學智山勸學會：此係由大正大學內的智山派真言的教職員為組成的單元，每年會費每人一萬二千日圓，出版《智山學報》年刊一種。此會會員，是為研究振興智山派真言宗的方法並發揚其教學，每兩月召集一次智山教學座談會，研究範圍則包括佛教學、宗教學、哲學、文學、史學、社會學、教團史等的公開發表。

　　大正大學豐山學會：日本真言宗的派系很多，分有高野山派、醍醐派、東寺派、泉涌寺派、山階派、智山派、豐山脈、御室派等，大正大學內即佔有其中二派，該校現任校長便是豐山派大勝院的住持，此一學會即由他主持。

　　大正大學淨土學研究會：出有《淨土學》會刊一種。

　　日本密教學會：此會係為研究並普及廣泛的密教文化而成立於昭和四十三年。其活動則為學術大會之召開，以及《密教學研究》期刊之發行。

　　　大正大學宗教學會：會長為增谷文雄，發行每期八十頁的《宗教學年報》，每年舉辦春秋兩次演講會及五次研究會。
　
　佛教民俗學會。

　　大正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會。

　　（四）龍谷大學內的研究組織

　　龍谷大學西域文化研究所：龍谷大學是淨土真宗本願寺派所主辦。西域是印度佛教輸入中國的主要橋樑，但在過去，我們對於西域的知識非常有限，尤其關於西域佛教文化的印象極其淺薄。然自西元一八九○年英國駐印度的鮑威爾(Bower) 上尉，在庫車附近發現了書於西元第四世紀及第五世紀梵文經咒之後，接著有法國人、俄國人、德國人、瑞典人、日本人等，相繼屢派探險隊，前去發掘調查。日本以淨土真宗本願派館長大谷光瑞於明治三十五年率團前往，以和闐及庫車地方為主要目標，經過兩年的發掘，帶回了大批的寶藏。明治四十一年，又有橘瑞超氏入西域，此人探尋了前後三次，範圍擴及吐魯番、庫車、塔里木盆地北部及敦煌、中央亞細亞，至大正四年，發表《西域考古圖譜》二卷。由於這些地下古代文物的發現，日本出了好多位西域研究的專家，例如羽田亨、白鳥庫吉、羽溪了諦等。現在介紹的這個學會，是在大谷光瑞死後第五年（一九五三年）成立，目的即在於研究整理大谷光瑞帶回日本的西域文化資料，由龍大校長星野元豐擔任會長，專門委員有小笠原宣秀博士為歷史部門主任，小川貫一教授為佛教史部門主任，佐藤哲英博士為佛教學部門主任，真田有美為胡語部門主任，芳村修基為佛典及美術部門主任。迄今已完成的研究成果，有《西域文化研究》、《西域文化資料叢書》等的編集和刊行。參與研究的人員之中，例如橘瑞超氏及吉川小一郎，均是親歷西域探險的元老。此會會員人數亦達二百人。自昭和三十三年至三十八年之間，出版《西域文化研究》年刊一冊，最初即以斯學的權威學者羽田亨為顧問。所出《西域文化研究》共計六大冊，其內容為：(1)敦煌佛教資料， (2)及 (3)社會經濟資料，(4)胡語文獻，(5)佛教美術，(6)歷史與美術之問題。

　　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亦由龍大校長星野氏主持，創立於昭和三十六年，有研究者十三人、輔助研究者十人，出有每期一百八十頁的《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年刊一種。已完成了《大唐西域記》之研究及近代思想與佛教之對證等。現在則進行著真言的世界觀、佛教的認識論、地理與宗教等主題之研究。

　　龍谷學會：由龍大的文學部長普賢大圓教授主持此一學會。以佛教學、哲學、史學、文學等文科諸種學術為其研究發表之對象，出有《龍谷大學論集》雜誌一種。

　　另有龍大真宗學會、龍大佛教學會、龍大佛教史學會、龍大宗教學會等。

　　（五）大谷大學的研究組織

　　大谷學會：大谷大學是淨土真宗大谷派主辦的。此會的會長即是大谷大學校長野上俊靜博士，大谷大學佛教學部長安藤俊雄則主持其事。出有每期三百一十頁的《大谷大學研究年報》及每期一百一十頁的《大谷學報》季刊各一種。此一學會，是從創立於大正九年的佛教研究會而來，至昭和三年，改為大谷學會。是對佛教學、真言宗、哲學、史學、文學之關聯問題的學術研究及發表為目的，並做春秋兩次的定期演講。

　　大谷大學宗教學會。

　　大谷大學真宗學會：由大谷大學的廣瀨杲教授主持，編集《親鸞教學》雜誌一種，每年召集數次例會，並舉辦公開演講會。

　　大谷大學佛教學會：由舟橋一哉教授主持，此以大谷大學佛教學專攻的大學院學生及文學部學生為正會員，以谷大佛教學所屬的教員為特別會員。出有每期一百一十頁的《佛教學論壇》一種。它的活動分有大會、例會、公開演講、研究旅行等。

　　（六）東京大學的研究組織

　　東京大學雖為日本國立的大學，但它對於佛法的弘揚與研究的成果，實已超過了現有任何一家佛教自己辦的大學。享譽國際的佛教學的文學博士之中，東大出身的佔了很多，例如井上圓了、松本文三郎、椎尾辨匡、常盤大定、宇井伯壽、木村泰賢、望月信亨、忽滑谷快天、久松潛一、石田茂作、宮本正尊、花山信勝、中村元、布施浩岳、西義雄、平川彰、玉城康四郎等人，都是東大的文學博士。東大雖未設佛教學部，僅在文學部之下設一印度哲學研究室，而其對印度哲學研究的成績，已駕乎歐洲先進國家之上。現在東大研究佛教學的師生，組有一個「東大佛教青年會」，會址設於東大旁的日本信販大廈七樓。此會成立於昭和二年，同時發行《佛教文化》雜誌一種，後由於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事爆發，出版物受到限制，遂與名古屋信道會館的《信道》合併，仍名《佛教文化》，然至昭和二十一年，出到第二卷第六號，終於完全停刊。直到昭和四十四年九月，始行復刊。但是東大佛教青年會，則在昭和四十年度，復興活動。分設有公開講座、佛典講讀會、佛教美術研究會、坐禪會、寫經會、佛像雕刻研究會。另有一項工作名為「向越南伸出慈悲的手」，即於每星期日至街頭募集善款，今年八月十日至九月一日，已向越南派遣了三人，救濟戰火下的越南災民。當中村元博士引導我們參觀他們東大的佛教青年會時，告訴我們這是所有的佛教青年的活動中心，也歡迎我們時常去參加。以其公開講座的次數、題目、主講人而言，都算得上是第一流的學術活動。昭和四十年講了六次，其中有東大教授山本達郎的「東南亞的政治權力與宗教」，明治大學教授唐木順三的「日本佛教世俗化的問題」，大正大學教授增谷文雄的「關於初期經典的神話表現與心理表現」。昭和四十一年度有十一次，其中有東大教授平川彰的「佛教與生活」，東大教授笠原一男的「關於現代佛教徒的任務」，作曲家黛敏郎的「佛教與音樂」，中村元的「訪問尼泊爾」，東洋大學教授勝又俊教的「中國佛教的現狀」。昭和四十二年，舉行了十次，內有東大副教授早島鏡正的「關於佛教的價值探究」，駒澤大學水野弘元的「佛教之特質」及「現代青年與佛教」等。昭和四十三年度舉行了九次，內有法政大學教授谷川徹三的「宗教與和平的問題」，駒澤大學教授酒井得元的「禪三昧」，東大鐮田茂雄的「華嚴思想的現代意義」，東大教授玉城康四郎、副教授齊藤忍隨、國學院大學教授三枝充悳等三人合作的「東方思想與西方思想」，東大名譽教授花山信勝的「佛教在美洲的發展」。昭和四十四年（今年）度，則有東海大學教授石田瑞磨的「親鸞的思想及其生活」，東洋大學教授金岡秀友的「在佛教中的平等和自由」，立正大學校長坂本幸男的「作為宗教體驗的《華嚴經》」。

　　關於佛典講讀會，每月兩次，自昭和四十年以來，先後已有平川彰擔任的

　　《八宗綱要》，石田瑞磨擔任的《往生要集》，玉城康四郎擔任的《攝大乘論》，早島鎖正擔任的《長老偈．長老尼偈》，中村元及早島鏡正聯合擔任的《佛陀的言語》。

　　再說《佛教文化》這本刊物，雖僅七十二頁，它的內容則相當結實，例如復刊號中，有玉城康四郎的〈在現代社會中的佛教〉、宮本正尊的〈追求善而生存於真實中的歡悅〉、日本大學教授吉田紹欽的〈虛偽與真實〉、專修大學教授杉靖三郎的〈死和（佛教的）禪〉、中村元的〈想像日本佛教的前程〉。中村氏這篇文字，其實是考察了外國之後的報導，故其副題為「回顧海外的佛教」，他在今年春夏之間，曾到過曼谷、香港、臺灣、夏威夷等地，對於臺灣佛教的情形，介紹了：中國寺院的建築型式，慈航法師的通俗教化，印順法師的小室中選述研究，臺灣青年僧侶的日漸減少，是由於臺灣政府要徵僧人服兵役。他對他的學生葉阿月女士在臺灣大學開講印度哲學，以及張曼濤君在中國文化學院指導佛學的研究，均有報導。對於周宣德利用「國際文教獎學基金會」、「詹煜齋佛教文化獎學基金會」、「焦山智光大師獎學基金會」而做的大專院校的佛教青年活動，也有提到。其實，像周氏這樣的青年運動，在臺灣而言，固已難能可貴，但因他個人有些英雄主義色彩，亦非學有專長的佛教學者，僅是熱忱的佛教運動家，所以和日本的學術研究相比，尚有待以努力的餘地。

　　《佛教文化》的另一特色，是對讀者做客觀和忠實的學術指導，絕不因為不是東大關係或每宗關係的緣故而不加介紹或歪曲事實，也不因為是自家圈內的關係者，便做誇大宣傳的吹噓捧場。如果那樣，不但有失學術研究的尊嚴，也大大地損害了佛教之為佛教的崇高精神。

　　日本雜誌大多刊有書評，而且每期不止一篇，例如《佛教文化》復刊號中就有七篇書評。在國內的佛教界，因為新的著述極少，所以書評更少，致使初入佛門的人，不知該看一些什麼書。

　　（七）京都大學內的研究組織

　　京都大學也是國立的，它之在京都，有如東大之在東京的地位。它對佛教人才的培育之功，亦可與東大相互媲美而僅次於東大，例如羽溪了諦，密教學權威學者栂尾祥雲、山口益、伊藤義賢、久松真一、中國佛教史權威塚本善隆、長尾雅人、舟橋一哉等有名的博士，均是出身於京都大學的佛教學者。現在京都大學有四個研究佛教學術會團：

　　京都大學印度佛教學會：由長尾雅人擔任會長，松尾義海、伊藤義教任副會長，出有每期九十六頁的《印度學試論集》年刊一種。此會是鑑於二次大戰之後，由於新型態的印度的確立，為了各項的活動便利，故聯絡了京都大學內的印度哲學、佛教學、梵語文學的三個小單位，聯合成立了如此一個綜合性的研究組織。它的會員雖以上述校內的三單位的教職員及學生為原則，但也和全國性的「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及「日本佛教學會」取得聯繫和協調。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此所由藪內清擔任社長，今春曾到臺灣訪問的牧田諦亮博士，即為該所宗教研究室的負責人。該所為京大的附屬研究機構之一，其中分有日本、東方、西洋之三個部門，宗教研究室則屬於東方部的一個小單元，目前，該室共同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孔明集之研究」，參加研究者約二十人。由牧田諦亮主持中國佛教之研究，荒牧典俊主持印度佛教之研究。出有每期三百頁的《東方學報》年刊（非賣品）一種。說到此一機構之成立，我們中國人不禁要感到羞辱，因為它是利用義和團事件而得的中國賠款，於昭和五年建成了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到了昭和二十三年，始併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不過，能夠用來做佛教的研究發揚，又未始不是善舉。該室成立迄今，在塚本善隆博士主持之下，對於中國佛教史之研究，貢獻很多。即以戰後採用共同研究的體制而完成的，已有《肇論研究》、《慧遠研究》等的研究報告和刊行。在佛教考古學方面，也出了全十六卷三十二冊的《雲岡》一套鉅著。

　　京都大學宗教學研究會：由西谷啟治博士主持。

　　京都大學佛教學研究會：由長尾雅人博士主持。

　　（八）高野山大學內的研究組織

　　目前日本真言宗，若加以詳細調查，共達四十八個支派之多，寺院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六座，信徒一千一百七十四萬八千四百二十三人。以寺院數字而言，高野山佔第一位，計三千四百一十七座，智山派計二千八百四十座，豐山派計二千五百四十三座，其餘各派均在九百座以下。可見高野山的實力和名望，如今仍執日本真言宗的牛耳，故也獨其一派有自宗所創的大學。這所大學內的研究組織共有三個：

　　日本密教學會高野山同學會：由高野山大學校長中野義照主持，中野氏曾獲勳三等旭口中章及紫授褒章，主要著述有《摩那法典》、《印度文獻史》等。由酒井真典博士為常務理事。會員約有二百人。出版每期三百頁的《宗教學研究》年刊一種。此會係自昭和二十六年，由高野山大學的教職員生中之有志於斯學者發起成立，每年春秋兩季召開研究發表會兩次。

　　高野山大學密教文化研究所：也由高大校長主持，研究者有中野義照、加地哲定、野澤靜澄、宮坂宥勝、東武、密多羅圭之介、日野西真定、楠信義。此所成立於昭和三十三年，已經完成的研究成果，有《印度密教寺序說》、《踪尾全集》、《弘法大師全集》（計八卷）之刊行。現行研究的主題是Tattuasamgrahatantra的原典研究，以及《新密教大辭典》的編輯。

　　高野山大學密教研究會：會長仍是中野義照，會員有七百八十多人。自大正七年成立以後，出版《密教研究季刊》，嗣因二次大戰而中斷，戰後又行復刊，每期九十八頁。

　　（九）其他幾所大學的研究組織

　　種智院大學密教學會。

　　身延山短期大學學會。

　　名古屋大學的東海印度學佛教學會：由名大的上由義文教授主持，會員約一百七十人，自昭和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創立成學會以來，每年召開一次學術發表大會，論文刊於該會所出的《東海佛教》年刊。

　　同朋大學的同朋學會：由同大校長山上正尊任會長，同大教職員生及對該會之贊助者，均得成為其會員，其目的在於對佛教學、社會福祉學、日本國文學以及人文科學等研究發表，出有《同朋學報》一種。

　　滋賀大學佛教學研究會。

　　四天王寺學園女子短期大學的聖德太子研究會：成立於昭和四十一年，出有每期一百七十頁的《聖德太子研究》年刊一種。由該校校長出口常順擔任名譽會長。

　　五、結語

　　我們看了如上的介紹，發覺日本佛教的研究風氣，固在明治中期以降開始，但是，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才是日本佛教長足躍進的發端，絕大多數的研究學會均在戰後成立，日本以一個無條件投降的戰敗國家，而其各方面的設施都能復元得如此之快速。

　　在日本佛教界，教團的事務人員往往兼任大學、中學的教職，同時教團重視研究人才的培養及敬愛，往往是以一個宗派的財力主持某項研究教育事業的建設和發展。他們的學者本身多半很窮，但只要是為了某項研究工作，便可以得到教團或某一財團的支持，付出研究費及出國考察費。這在我們臺灣及香港、星、馬等的中國系佛教範圍中，是尚未做到的事。

　　例如去年八月，即由全日本佛教會、日本佛教文化會議、國際佛教交流中心，三個單位聯合舉辦了一次「日本佛教文化會議」，經費是由孝道教團出的，會議的主題為「亞洲開發與佛教」，在兩天之中所得的成果，刊印出來竟達十六開本的三百三十頁的一大冊《紀要》。

　　此一會議，分為：1.東南亞，2.錫蘭，3.中國，4.印度。

　　東南亞分科會議中，有東洋大學的西義雄博士，花園大學的藤吉慈海教授，大谷大學的佐佐木教悟博士，駒澤大學的東元慶喜副教授，大谷大學的雲井昭善博士，東大的平川彰博士。

　　錫蘭分科會議中，有東洋大學的田村芳朗博士，東海短大的前田惠學博士，慶應大學的森祖道講師，愛知教育大學的山田英世博士，東洋大學的金岡秀友博士，二松學舍的田村晃祐副教授。

　　中國分科會議中，有京都博物館長塚本善隆博士，東洋大學的大類純教授，龍谷大學的名譽教授佐藤哲英博士，光華女子大學的道端良秀博士，東洋大學的勝友俊教博士，京都大學的牧田諦亮博士，東京大學的鐮田茂雄博士。

　　　印度分科會議中，有大正大學的佐藤密雄博士，駒澤大學的高崎直道副教授，東京大學的宮本正尊博士，龍谷大學的芳村修基博士，大正大學的小野塚幾澄副教授，大正大學的梶芳光運博士。

　參加這四組分科會議的人員，大多是在戰後實地訪問過各該地區一次乃至幾次的專家學者，所以由他們報告出來的，乃是亞洲佛教的最新資料，由他們提出的問題，都是當前各該地區的佛教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他們由教團召集會議，貢獻出各自的所見，並以座談或茶話的方式互相討論，做成記錄，即成了珍貴的佛教史料文獻。由於日本學者注重客觀精神，除了涉及日本民族的事，不免會有民族自尊的情感流露之外，凡做觀察研究的報導，殊少歪曲事實的真相。所以，他們發表的資料，大致是可以信任的。

　　然而，反觀我們中國佛教的教團和學者呢？值得迎頭趕上的地方，實在太多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寫於東京都立正大學佛教學研究室，刊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香港佛教》一一五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