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嚴心詮：原人論考釋　聖嚴法師著

五、五祖宗密—禪教一致

有關圭峰宗密大師的原始傳記資料，已有我的三位學者朋友，作過深入的搜尋及考證，其中以鎌田茂雄博士的《宗密教學思想史的研究》第二章，貢獻最為豐富而且完整。我要在此申謝，讓我省力不少。

大師生於唐德宗建中元年（西元七八○年），寂於唐武宗會昌元年（西元八四一年），世壽六十二歲，僧臘三十四夏。出生地是果州西充縣（四川省成都之東）。俗姓何氏，是世代業儒的豪門，故在七歲至十八歲前的十年之間，專精儒學，兼通道家之說。雖以「詩書是業，每覺無歸」，故於十八、九至二十一、二歲的幾年之間，曾以居士素服之身，「習聽」佛教「經論」，旋又回到儒學的領域，於遂州義學院，親炙儒宗大師。唐憲宗元和二年（西元八○七年），準備應試貢舉，適遇荷澤神會的第四代法裔道圓禪師由川西來到遂州大雲寺弘傳禪法，前往親近，宗密對這位禪師的感受印象是︰「儼然若思而無念，朗然若照而無覺。」故於「言下相契，師資道合」，「如針芥相投」。因緣成熟，便求度出家，時年二十七歲。

在大雲寺為沙彌時，隨眾赴府吏任灌之家，列於下位，接受齋供之前，所誦的是一部《圓覺修多羅了義經》，「讀之兩三紙已來，不覺身心喜躍，無可比喻。」「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回寺後以之向道圓禪師稟告，師即示以「此經諸佛授汝耳，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汝行矣，無滯一隅！」接著便辭師去受具足戒，專心致力於《圓覺經》的鑽研，並陸續撰寫了一系列的《圓覺經》疏及大疏鈔，是為中國禪宗思想史上的一大盛事。因為宗密所見的《圓覺經》內容，是「具法性、法相、破相三宗經論，南北頓漸兩宗禪門」的，若從所謂性宗的角度來看，《圓覺經》的確是涵蓋了空有、性相、頓漸等法門的，其實，《楞嚴經》及《起信論》，也都具有與此相同的特色。

宗密離開道圓禪師之後，也去成都府的聖壽寺，拜謁了道圓的師父荊南的惟忠禪師，宗密被記為「傳教人也，當盛於帝都」。又往東京洛陽，拜見道圓的同門神照禪師，一見之下，便譽宗密為「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到了唐憲宗元和五年（西元八一○年），於襄漢恢覺寺之靈峰，遇一病比丘，授其師清涼澄觀所撰《華嚴經疏》二十卷、《演義鈔》四十卷予宗密。宗密閱覽之下，即如「渴逢甘露，貧遇摩尼，騰躍之心，手捧而舞。」因《華嚴疏鈔》是「以疏通經，以鈔釋疏，尋文而性離，照理而情忘，偶之于心，會之于教，窮本究末，宗途皎如。」以致使他的「一生餘疑，蕩如瑕翳，曾所習義，於此大通。」此段文字，出於宗密的〈遙稟清涼國師書〉，那是唐憲宗元和六年（西元八一一年）的事。於是他為徒眾講了兩遍，甚至有一位名叫泰恭的聽徒，受疏的感動而自斷一臂以供難逢之大法。講畢未久，即往上都，晉謁清涼國師，執弟子禮，隨侍二年，國師印之曰：「毘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唯汝乎！」因此而被認為華嚴宗的第五祖。清涼國師以一○二歲寂於西元八三九年，再次年圭峰宗密也圓寂了。

在宗密大師出家後的三十四年之間，前面二十多年，雖然經常雲遊，卻都能於所到寺院，不斷地研究三藏教典，熟習《起信論》、《成唯識論》、《攝大乘論》、《瑜伽師地論》、《寶性論》、《佛性論》、《中觀論》、《大智度論》等。不過，宗密大師仍以《圓覺》、《華嚴》二經為依歸。他的著作很多，據鎌田博士的統計，共有三十七種，達二百十九卷。卷帙最龐大的是《禪藏》，早已失佚；其次是《圓覺經大疏鈔》系列，計三十七卷；又次是《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十八卷；再次是《華嚴綸貫》十五卷。若依宗密生平最重要的政界外護──相國裴休所撰〈圭峰禪師碑銘〉的記載，他的主要撰著則有：《圓覺》、《花（華）嚴》、《涅槃》、《金剛》、《起信》、《唯識》、《盂蘭盆》、《法界觀門》、《行願經》等的疏及鈔，尚有法義類例、禮懺、修證、圖書纂略、《禪源諸詮集都序》，並酬答書偈議論等，凡九十餘卷。能有如此豐富著作的人，在中國佛教史上，乃是少見的了。當然，這些著述之中，多數是隱居在終南山草堂寺的前後十年之間完成的。以其所居寺院，位於該山之圭峰，故被尊稱為圭峰大師。並於唐武宗崩後，唐宣宗即位，追謚為定慧禪師，塔號青蓮。

宗密大師自己是不要塔的，故有遺誡弟子云：「深明形質不可以久駐，而真靈永劫以長存，乃知化者無常，存者是我，死後轝施蟲犬，焚其骨而散之，勿墓勿塔，勿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法行，皆有儀則，違者非我弟子。」（〈圭峰禪師碑〉見於《全唐文》卷七四三）但是當他坐滅於興福塔院之後，七日之內，儼然如生，容貌益悅，即遷於函，荼毘得舍利數十粒，明白潤大，先藏之於石室，繼為之建塔。

宗密的生平，尚有一事，值得後人傳誦，即是他曾二度受到皇帝之召進入宮中，答問法義，而被稱為內供奉。他亦曾與好幾位高階的政治人物，往還密切，例如裴休、溫造、蕭俛、李訓等。然於唐文宗太和九年（西元八三五年），發生甘露之變，謀誅宦官仇士良的計畫失敗，參與密謀的李訓及鄭注，即遭宦官派兵追殺，李訓逃往終南山，投奔宗密，欲求剃度及庇護，然終於被捕。宗密亦被縛入左軍，責以不告之罪，將欲殺之，宗密則怡然對曰：「貧僧識訓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恆志嘉之，奏釋其罪。（見於《舊唐書》卷一一九）《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二十五，亦有對此事讚揚的記載：「仕良壯其不撓而釋之。唐史書此，蓋美其大節也。」《指月錄》卷六，同樣為之讚歎云：「比丘與唐士大夫交者多，或見傳記，多犯法辱教。而圭峰獨超然如此，為史者亦欣然點筆疾書，蓋其履踐之明也。」由此可見，宗密不僅是一位大學問家、大思想家，一位具足禪慧悲智的禪師，也是一位關心國政大事、且又一心救苦而不惜生命的大宗教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