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雪竇寺的祖師們
晚餐後，我問起是否有雪竇寺的山志，這兩位年輕法師隨即拿出已經準備好的木刻本一套《雪竇寺志兩種》相贈。第一種是明末弘光乙酉年（西元一六四五年）編成的《雪竇寺志略》，只有三十九頁；第二套是順治及康熙兩朝之間編成的《雪竇寺志》，共十卷，訂為四冊。康熙之後就沒有雪竇寺的資料了。但是從這兩本老志中，可以看到迄明末為止，雪竇寺的興廢沿革。
明末時代所知雪竇寺規模相當大。那時有三殿、十二堂、三樓、四閣、二塔、八亭、十一庵、三個下院。
志中所錄自唐至北宋的高僧傳略，也有四十七人，眾所周知的則有：
五代的智覺延壽禪師（西元九○四～九七五年）：他於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西元九五二年）來到雪竇山，至北宋太祖建隆元年（西元九六○年）遷到杭州靈隱寺為止，在此住了八年。此於第五○篇及第五五篇已經介紹了一些。
永明延壽對中國佛教最大的影響，是禪與淨土的合流。在禪的系統屬於法眼宗的傳人，由於他在智者禪院製了二鬮：一是一心禪定，二是萬善生淨土，連抽七次都抽到萬善生淨土，因此提倡禪淨同源。一直到現在的中國佛教，還是普遍受他的影響，除了少數人之外，多是禪淨雙修的。另在《宗鏡錄》的立場，他把性相二宗會合理解，融合介紹，因而使他成為明末蕅益大師所「私淑永明」，「祖述永明」的人。晚近的太虛大師，主張八宗皆圓，也是受到《宗鏡錄》的影響。
宋朝的明覺重顯禪師（西元九八○～一○五二年）：根據其傳記的記載，他生於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西元九八○年），北宋真宗咸平年間（西元九九八～一○○三年）出家，嗣後在智門光祚禪師門下參學時，問：「不起一念云何有過？」智門即以拂子打其口，師擬開口，再挨打，因此豁然開悟。北宋真宗乾興元年（西元一○二二年）擔任雪竇山資聖寺的住持，一住三十一個年頭。圓寂於北宋仁宗皇祐四年（西元一○五二年）。他在主席雪竇山寺時代，龍蟠鳳逸之士，四海雲集，法道大振，因此而得皇帝賜紫袍，並加封「明覺禪師」號，他撰有《頌古百則》，明禪門玄旨，並且集有《明覺禪師語錄》六卷，他是屬於雲門宗系統。
別峯寶印禪師：幼通儒家六經，出家聽《華嚴經》、《大乘起信論》，後參巖頭，以「起滅不定時如何」啟悟。後又參圜悟，以「從上諸聖以何接人」語相契，嗣謁大慧，受印可。此後在四川連主數剎，出三峽，便住保寧、金山、雪竇諸寺。曾蒙宋孝宗皇帝召於選德殿，稱旨入對。寂於南宋光宗紹熙元年（西元一一九○年），謚號「辯辭禪師」。
無準師範禪師：他在參破菴先禪師時，有人請益「猢猻子話」，即於侍傍大悟玄旨。他先後曾主席明州（杭州）的清涼寺、潤州（鎮江）的焦山、奉化的雪竇寺、寧波的阿育王寺。嘗蒙宋理宗召對於修政殿，賜金裯僧衣；又宣旨於慈明殿，陞座說法，皇帝垂簾而聽，賜號「佛鑑禪師」。圓寂於南宋理宗淳祐九年（西元一二四九年）。
太虛唯心大師：生於清德宗光緒十五年（西元一八八九年）寂於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浙江崇德人。十六歲出家，十九歲於慈溪汶溪的西方寺閱藏經，即有悟境現前。在其《自敍傳》中，對此經驗，有如下的記述：「積月餘，《大般若經》垂盡，身心漸漸凝定。一日，閱經次，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剎煥然炳現，如凌虛影像，明照無邊。座經數小時，如彈指頃；歷好多日，身心猶在輕清安悅中。」
從此以後，他所學的不論佛學與世學都能隨心活用，後來到了二十六歲掩關，又有一次開悟的經驗，開拓了他的宗教生命，奠定了他的菩薩心願。
四十四歲（西元一九三二年）來到雪竇寺，接受蔣中正先生的延請，出任雪竇寺住持。此後雖把寺務交給監院，自己經常到全國各地弘化，只有偶爾到奉化雪竇寺，但他在名分上始終都是雪竇寺的住持。他曾在該寺種樹，講《彌勒上生經》和《彌勒下生經》，同時也以「兜率淨土與十方淨土之比觀」為題，發表演講。八年抗戰期間（西元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他都是住在大後方的四川，直到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也就是他圓寂的那年元月三日，再度回到闊別十年的雪竇寺，遂將住持職務移交大醒法師。
太虛大師圓寂於上海之後，他的舍利靈骨也歸葬於雪竇寺。由印順法師領導，續明法師及楊星森居士等參與，組成《太虛大師全書》的編輯小組，也就在當年五月開始，假雪竇寺的圓覺軒，著手工作，完成之時共七百萬言。也可以說，太虛大師的肉身舍利歸葬於雪竇寺，而他法身舍利的結集，也是在雪竇寺。而太虛大師生前對中國佛教貢獻及其身後對中國佛教的影響，永遠是光芒萬丈。最值得注意的是：太虛大師也在雪竇寺提倡彌勒淨土的信仰，今天的雪竇寺，算作彌勒菩薩化現的道場，而被列為中國佛教五大名山的第五位，也有它的道理。
當我們離開雪竇寺，該寺這兩位年輕法師又把大門打開，非常恭敬的佇立在我們車隊之旁，也不討厭汽車引擎排出來的廢氣，我一再要他們回寺，他們還是一直等到我們的車隊開遠了才退還寺內，關上大山門。一小時的車程之後，到達了寧波市的金龍飯店，看錶面指針，已是晚上九點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