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興聖寺
八月十日下午，從書店回來，覺得時間還早，惠敏法師提議去參觀興聖寺，是一座禪宗的古寺。因為我們中華佛學研究所，有一位同學開智比丘尼，現在京都留學，免費借住於該寺；並且知道《六祖壇經》的古版本中，有一種叫作「興聖寺本」，曾由鈴木大拙刊行，原是在該寺所藏，而被現代學者所發現。所以對我顯得相當重要。
所謂「興聖寺本」《六祖壇經》，又叫作「惠昕本」，它是現存《六祖壇經》的四種版本之一，另外的三種是「敦煌本」、「古本」、「至元本」。
由於「興聖寺本」的《六祖壇經》，有一篇惠昕所寫的序文，因此名為「惠昕本」。共分二卷十一門，考證其編定時間，為宋太祖乾德五年（西元九六七年）五月。
此「惠昕本」《六祖壇經》，於北宋徽宗政和六年（西元一一一六年）再刊，傳入日本之後，被稱為「大乘寺本」。其後，又有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西元一一五三年）刊本，傳入日本，則被稱為「興聖寺本」。「大乘寺本」與「興聖寺本」，品目與本文，雖有多少修改，然分為二卷十一門，是相同的，都是由惠昕寫序的編本。
興聖寺，在日本有兩座，一座在山城，一座在京都巿內的上京區，我們所講的就是京都的那座。它的開山祖師叫作虛應圓耳，他初學日蓮宗，後學天臺教觀，最後於建仁寺閱讀《大藏經》時，忽有契悟，因此而轉變為禪宗，屬於日本臨濟宗的相國寺派。該寺始於西元一六○三年，初名大昭庵，後稱興聖寺。那是一個禪、教、密兼修的道場，而較重於禪誦。這次我們在該寺禪堂內的右側，也見到了這位圓耳禪師的木雕像。到西元一六一九年，他的上足無關禪師繼位，大力舉揚禪門宗風。到了西元一六二九年，該寺受後水尾天皇勅為一派的本山。可見這個寺院，曾在日本佛教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我去興聖寺的另一原因，是感謝開智師的熱心。因我這回到京都，事前雖然已給正在京都大學留學的比丘尼弟子果賾通知，到了京都卻沒有見到她出現，我給她打了電話，也不得要領。正好八月八日的一大早，開智師來旅館看我們，我就託她去找一找果賾師，總算被她找到了，一起陪了我們兩天。果賾是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在農禪寺出家，又在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兩年前考取日本交流協會公費留學，而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深造。她的心地很好，也有道心，就是少一些人情世故。
開智師這樣熱心，我更應該去看看她掛單的地方，她一直很認真的在求學，早期在佛學院畢業後，就讀中華佛學研究所，經過三年的學程，再到日本。
開智師去日本讀書，也沒得到多少人的幫助，住在興聖寺雖然免費，但得隨眾作務。該寺面積雖然不大，住眾卻很少，據她告知，該寺每天要早睡早起，有晨坐、早課、晚課、晚坐，另有環境清掃以及飲食的準備。除了上學之外，在寺內能夠自修和讀書的時間很少。西諺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日本也沒有白住的寺廟。這應該也是公平，互助互惠，相輔相成，才是社會運作的常態。
下午四點半，我和惠敏法師到達興聖寺時，因為方丈外出，僅見到一位新出家的教授。當天下午適逢一家公司在那兒借用場地，舉辦喪禮，這使我們見到日本人出席喪禮時，不論男女，都會穿著黑色整齊的禮服，手持短串的念珠，莊嚴肅穆，沒有像中國民間用鼓號樂隊，而且中西雜陳，尤其是送喪的行列，往往鬧得天翻地覆，弄得沿途民家雞犬不寧。
開智師帶著我們參觀了興聖寺大殿，就是他們的禪堂。內面的座位，採用長連床的方式，不過其寬度只能供給打坐，無法作為睡覺的床鋪。這座禪堂的特色，是四壁都圍以白色棉紙糊成的窗戶，光線相當柔和；特別是在東西兩側，每一條長連床盡頭處的牆壁上，開有通風的小門，故在禪堂打坐，空氣非常新鮮，夏天也很涼爽。我在那兒也坐了幾分鐘，感覺上相當不錯。可見，能夠保留了三百八十九年歷史的古寺，一定有它的地理環境及建築配置上的優點。目前的該寺雖然面臨一條交通頻繁的大街，可是一跨進寺院的大門，又讓人有塵囂盡除、遺世脫俗的感覺。
但是當我們離開之時，才知道開智師在那兒住了一年多以後，現在為了趕功課，已經搬了出來。偶爾遇到寺內有事，她還是回去幫忙，以致讓人覺得她仍是興聖寺的常住眾一樣，因為她在那兒，處處熟悉，樣樣知道，為我們的參觀帶來了不少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