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明末的居士佛教
第一節緒言
佛教在中國，自從宋室南遷（西元一一二七年）之後，漸漸式微，尤其經元朝蒙古族的統治（西元一二八○─一三六七年），明朝開國君主朱元璋，雖曾做過沙彌，並未把佛教特別重視，以致到了西元一四二五至一五六七年的百餘年間，佛教的人才奇缺，勢力不振，直到明末的萬曆年間（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始有復甦的氣象。此乃由僧侶人才的出現和居士佛教的活躍而來。
從居士人才的考察而言，明末的時代，極為隆盛，清朝的彭際清（西元一七四○─一七九六年）所編的《居士傳》(註一)，共計五十六卷，自三七至五三卷，為明代居士的傳記，其中只有四人是萬曆以前的人，其他的有六十七人的正傳及三十六人的附傳，均屬於萬曆年間以至明朝亡國期間（西元一五七三─一六六一年）的人物。也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佛教，既有了僧侶人才的輩出，也有了居士人才的陪襯，所謂紅花綠葉，正因為有了許多傑出居士的護持三寶，僧侶佛教也顯得非常活躍。
明末的居士，以他們的社會地位而言，大多數屬於士大夫階級，以讀書而為官吏，乃是當時唯一的最好出路。由於他們是為考試官吏的資格而讀政府指定的儒書，所以他們的思想背景，是站在儒家的立場，甚至有人受了朱熹（西元一一三○─一二○○年，宋朝的儒家大學者）學說的影響，原來是反對佛教的。信佛之後的居士們，大多仍出入於儒、釋、道三教之間，往往以儒家的孔、孟言論來解釋或說明佛教的經典。有人把學問分成二門，一為經世的，一為出世的，儒為經世之學，佛為出世之學(註二)。另外有些居士，以儒者的基礎，學長生不死的仙術，再轉而學佛(註三)。因此，明末居士的思想，富有儒釋道三教同源論的色彩，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此在當時極負盛名的幾位佛教僧侶的著述中，也可看到同樣的傾向(註四)。
以地理的分布言，明末的文化中心，隨著政治勢力的消長而向南方遷移，明末的名居士，大多出生於黃河以南尤其是長江以南，北方的居士甚少(註五)。當時的儒家學術的中心也在這個區域。特別是王陽明（西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學派的活動，給佛教的影響很大。中國的儒家學者，不論是激進派如朱熹之徒，或溫和派如王陽明，在基本觀念上，都是不贊成佛教的。但是王陽明的思想，取自佛教者不少，故到他的第三代學生之中，也有好幾位傑出的人物，在發揚儒家教義的同時，信奉佛教，傳播佛法了(註六)。
佛教之所以能夠吸引讀書人或士大夫來信奉它，主要的還是由於學術研究的公開，中國史上雖曾有過禁止佛教與摧毀佛教的政治行為，但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那是幾次極其短暫的事件而已，儒家雖站在反對佛教的一邊，卻未以政治手段來壓制佛教。因此，不論你贊成或反對，均有自由研究佛教及閱讀佛書的機會。在明末的居士之間，最受重視的佛教經典，有《金剛經》、《阿彌陀經》、《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心經》、《圓覺經》、《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六祖壇經》、《五燈會元》以及《大乘起信論》等。最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居士之中，除了誦經、念佛、參禪之外，也重視持咒，最流行的咒文是〈準提咒〉，且有結社持誦它的風氣(註七)。
事實上，當時的中國佛教界，就是流行著禪、淨、密、律等諸宗合一的思想，當時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蕅益智旭大師（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註八)。迄目前為止，中國佛教仍然受著這一傾向的支配；不像日本的大乘佛教，主要的雖從中國傳入，他們的各宗之間是保持著嚴密界限的。近世的中國佛教則不然，禪宗寺院的僧侶可至律宗寺院求戒，任何一宗的僧侶均可修淨土宗的念佛法門，也可持誦密宗的咒文。因此，明末的居士們，大多是他們自己接觸到了佛教的書籍及修行方法，進而訪問當時的高僧，求取更深入的認識和體驗。
當時對於居士界影響力最大的，是雲棲袾宏大師（西元一五三五─一六一五年）(注九)，他的思想背景是屬於華嚴宗的，而他極力主張「參究念佛」，原則是禪和淨土並重並修，但仍側重於念佛法門。所以當時的居士們，以念佛為主要的修行法門。同時由於雲棲袾宏是中國佛教史上，提倡戒殺、放生運動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高僧，所以當時的居士之中，組織放生會，撰寫有關放生理論的文章，設置放生池的，大有人在。此與現代西洋人士的保護動物運動的主旨，頗有不同，保護動物是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心；戒殺和放生則除了是出於同情心之外，尚有因果報應的信仰原則在內。
印度的大乘佛教思想，在「空、有、真常」的三大系統，傳到中國的，也有三大系統。到了明末時代，「空」的思想未見發揚，唯王陽明的第三代學生李卓吾（西元一五二七─一六○二年）是以空宗為歸的(註一○)，而他所見的空，不過是理論的禪，中國禪宗的根本立場，是屬於「真常」的系統。因為明末的禪宗學者，大多流於虛浮圓滑的空談理論，當袁中郎（西元一五六八─一六一○年）初與李卓吾接觸而進入佛門，後來發覺此種空談，不切實際，很容易由於空談本源清淨的佛性，或者僅知道一些如訶佛罵祖的公案而不實際修行，結果便形成了否定因果的外道邪見。袁氏因李氏而信佛，後來袁氏則極力提倡淨土的念佛法門(註一一)。有宗的思想，在明末時代，也很晦暗(註一二)。說得更明顯一點，明末的佛教界，不論僧俗，是以念佛法門為修行的主流，禪的修行乃居於次要的位置，禪的精神卻是明末佛教支柱。不論淨土與禪，均屬於「真常」的系統。
明末的居士之中，也有富於道教色彩的人物，例如袁了凡其人，是由於雲谷法會禪師（西元一五○○─一五七九年）的接引而入佛教，他的「功過格」思想也與佛教因果報應的觀點一致，但他積十年的歲月，行三千善功，目的在修成道教的仙人，也在佛前發願，求諸佛及聖賢們賜給他神丹或仙草，使他在此世間活得更長一點，以便救度眾生(註一三)。類似這種思想，分明是以道教的神仙信仰為基礎而來修學佛法的。
明末的居士們，並沒有他們的獨立組織，來作為他們的宗教活動的機構。結社修行(註一四)，也不過是約集了數位同道，在一處定期修行，並不對外活動。所謂放生會(註一五)，也不是組織，僅是將這個名目來向人籌款，購買生物釋放，或鑿一口池塘來給人家買了水族類生物來放養而已。居士們除了通常的修行之外，對於貧苦者的救濟、獄中囚犯的教化(註一六)，尤其當他們在擔任地方官的時候，注意減稅(註一七)、減刑(註一八)，以及興建便利民眾生活的設施。
不過，明末的中央政府並不理想，凡是忠貞耿直之士，往往會遭到殺身之禍。所以明末的居士，死於政治迫害的也有好幾位，例如李卓吾以七十六歲高齡，被逮後，自殺死於獄中。周景文（西元？─一六二六年）被宦官魏忠賢（西元？─一六二七年）處死。事態較輕的，則有被革職歸故鄉的，也有自動以疾病作藉口而辭職隱居的。到了明朝滅亡，清朝政府勢力南下之時，又有好多正在做官或剛退官而忠於明朝的居士們被難身死(註一九)。故也可以說，除了由社會文化的自然發展，而有了若干儒家及道教學者，轉入佛教，另外兩個顯著的原因，應該是：1.由於宋明儒家的抬頭，給了佛教的大刺激，所以有雲棲袾宏、紫柏真可（西元一五四三─一六○三年）、憨山德清（西元一五四六─一六二三年）、蕅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等傑出僧人，被後人稱為明末四大師的出現，使得士大夫階級的讀書人，向心於佛教。2.由於中央政府的腐敗，使得人民體會到生命財產的沒有保障，故以佛教的因果觀來解釋他們的命運，並且求於此身死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這可能是居士佛教在明末時候，蓬勃發達的幾個主要因素。
現以《居士傳》卷三八至五三所列明末諸居士做研究的資料依據，從不同的各種角度，加以分析與整理，作成統計式的報告。（見本章第二節）
註解
《居士傳》撰於西元一七七○至一七七五年，整整五個年頭，其資料之百分五十係根據佛教的史傳，餘則別徵一般的史傳、諸家文集、諸經序錄、百家雜說，統一寫作而成列傳五十六卷，詳其入道因緣，成道功候，俾有志者，各隨根性，或宗或教或淨土，觀感願樂，具足師資。其編寫宗旨，具見於篇首的「發凡」。此書被收於《卍續藏》一四九冊。在明末的居士之中，依據《居士傳》的資料，即有十二位具有儒家理學的背景，趙大洲的《二通》，將儒學稱為「經世通」，佛學稱為「出世通」，闡述他的儒佛會通的思想（《居士傳》卷三九）。另有以孔孟之說解佛經者，如薛元初（《居士傳》卷三八）及陶周望（《居士傳》卷四四），甚至有一位朱白民氏以《四十二章經》及《佛遺教經》乃是佛門的《論語》（《居士傳》卷四八）。
莊復真「少為儒，已而學醫，年四十餘，頗厭世事，遂從事養生術，久之致疾。……一旦覩花開落，悟身無常，即毀園閉關坐禪。」（《居士傳》卷四二）
朱白民「親死，乃棄諸生，學長生術，遠遊至四嶽，登天井，黃縚道服，掀髯長嘯，見者以為仙也。已而參雲棲宏公，探求法要。」（《居士傳》卷四八）
紫柏真可的《紫柏老人集》卷四「示阮堅之」的法語中述及儒與道及佛法之會通點（《卍續藏》卷一二六．三四八頁D）。
憨山德清的《夢遊集》卷四五，收有《觀老莊影響論》及《道德經解發題》，而且他也著有《中庸直解》二卷，《老子解》二卷，《莊子內篇註》七卷。
蕅益智旭的《雲峯宗論》卷七之四的第十頁，於〈金陵三教祠重勸施棺疏〉一文內說：「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從此心施設。」
參看聖嚴著《明末中國佛教の研究》第一章第三節第三項。參看本章第二節。參看本章第五節。參看本章第七節。參看聖嚴著《明末中國佛教の研究》第一章第五節第四項，以及同書第五章第五節第四項和第五項。參看本章第四節，在所舉的四十四位居士之中，竟有二十四人是與雲棲袾宏有過佛法的酬對關係。《居士傳》卷四三的「李卓吾傳」有云：「卓吾風骨孤峻，善觸人，其學不守繩轍，出入儒佛之間，以空宗為歸。」（《卍續藏》一四九．四七五頁A）《居士傳》卷四六「袁伯修傳」有云：「初學禪於李卓吾，信解通利，才辯無礙。已而自驗曰：『此空談，非實際也。』遂回向淨土。晨夕禮誦，兼持禁戒。」（《卍續藏》一四九．四八四頁A）同時作有《西方合論》一卷，被蕅益大師的弟子晟時，收入《淨土十要》第十卷。大乘的有宗，即是法相唯識學派，明末時代此派雖稱晦暗，仍比宋元時代為佳，從《卍續藏》的目錄之中，根本未見宋元時代的唯識法相的著述，除了唐代的諸家，便是明末的高原明昱、一雨通潤、蕅益智旭、靈源大惠的著述，尤其尚有一位王肯堂（宇泰）居士，也著有一部《成唯識論證義》十卷。但在當時的學者，已無法讀到窺基等唐人所寫的唯識學的早期著述，不免有閉門造車、牽強附會之感。《居士傳》卷四五「袁了凡傳」引其佛前所發的願文中，有如此的一條：「不願生天，獨受樂趣，覩諸眾生，昏迷顛倒。不願證聲聞緣覺，自超三界。但願諸佛憐我，賢聖助我，即賜神丹，或逢仙草，證五通仙果，住五濁惡世，救度眾生，力持大法，永不息滅。」
《居士傳》卷四一「戈以安」條云：「戈以安……奉佛甚虔，與僧元素，結春秋二社，為念佛會，誦《華嚴經》。」（《卍續藏》一四九．四七○頁C）
《居士傳》卷四七「劉玉受」條有云：「自玉受以持〈準提〉，唱於鄉里，其後進之士，若楊子澄及其二子、維斗公幹、李子木、徐九一、劉公旦、姚文初諸賢，皆結準提社。擇桃花塢、桃花菴故址，闢精舍，修白業。」（《卍續藏》一四九．四八九頁B）
《居士傳》卷五一「蔡惟立」條下有云：「（惟立）嘗與金正希、黃元公、錢啟忠、蕭士瑋諸賢，訂為密社，究竟大事。」（《卍續藏》一四九．四九五頁B）
《居士傳》卷四七「劉玉受」條有云：「先是玉受嘗舉放生會。」（《卍續藏》一四九．四八九頁）
《居士傳》卷四二「虞長孺」條有云：其弟「僧孺放舟湖心，過三潭，僧孺慨然曰『此古放生池也，奈何為漁人所奪！』長孺因謀復之，築堤架閣，為放生所。」（《卍續藏》一四九．四七四頁A）
《居士傳》卷四八「陳用拙」條有云：「用拙首為募金，搆禪院，縣中諸搢紳創放生社，請用拙司之，常以私錢佐其費，所放生物不貲。」（《卍續藏》一四九．四九一頁C）
《居士傳》卷四九「周景文」條有云：「景文為倡募，廣其放生之池。」（《卍續藏》一四九．四九二頁B）
另有：1.《居士傳》卷四一「楊邦華」條的「放諸生物」。2.《居士傳》卷四二「黃平倩」條的「得俸錢，輒買生物放之」。3.《居士傳》卷四八「程季清」條的「自號十願居士，里中放生、度鬼、禮懺、誦經諸會，必季清為之導」。
《居士傳》卷四八「丁劍虹」條有云：「所至輒以佛法勸人，法應杖者，聽納米以贖，贍諸獄囚。遇夏月，修獄舍，給諸囚香薷飲、葵扇。冬月與之椒薑。擇醫視病者。人與念珠一串教令念佛。」(《卍續藏》一四九．四九○頁A)
《居士傳》卷五二「熊魚山」條有云：「魚山在獄年餘，以佛法攝獄中人，晝二時禮誦，夜演蒙山法，拔瘦死者。又為獄中人說《心經》，因筆之為《心經再傳》。」（《卍續藏》一四九．四九九頁D）《居士傳》卷四五「袁了凡傳」有云：「萬曆十四年成進士，授寶坻知縣，了凡自為諸生，好學問……終以善行遲久未完，自疚責。一夕夢神告曰：『減糧一事，萬行完矣。』初寶坻田賦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了凡為區畫利病，請於上官，得減至一分四釐六毫。神人所言，指此也。縣數被潦，乃濬三坌河，築堤以禦之；又令民沿海岸植柳，海水挾沙上，遇柳而淤，久之成堤，治溝塍、課耕種，曠土日闢，省諸徭役以便民。」（《卍續藏》一四九．四八二頁A）
《居士傳》卷四九「周景文」條有云：「嘗曰：吾為刑官六年，從不敢一用夾棍。」（《卍續藏》一四九．四九二頁B）有關政治迫害及壯烈殉於明王朝的居士事蹟，請參閱本文第八節。
